“总理的晚年，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非常贴切，那就是——忍辱负重，一个大国总理在精神上付出的代价，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非亲眼所见，你根本想象不到。”纪东说。

 纪东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在总理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总理用铅笔写了《西厢记》的一段唱词，“不公与不甘。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忍辱负重”之后，是累、气、忧、愤。总理身累心更累，随着“文革”狂潮高涨，总理为这个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忧思着。纪东说有一次，总理说“文革”快要结束时，脸上那种由衷的兴奋，然而局势的发展又使总理陷入更深的忧虑之中。 

纪东说，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一个人会面临几种选择：第一，惟命是从，推波助澜；第二，公开抗争，阻止成命；第三，随波逐流、阿附权势；第四，消极怠工；第五，退避三舍，治病养身，安度晚年。但总理选择的是舍生忘死，把整个民族带出浩劫。正是骨子里那种与民同忧乐，相忍为国的精神，使总理在重重压力面前忍辱负重。总理曾给有去意的耿飙说过这句话，“人家要打倒你，不管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这段话，其实也是总理自身当时状态的写照。 

总理是带着两提包文件住进医院的。”纪东说。他还透露了一组数字，说在这些“枯燥”的数字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总理的风范。 纪东表示，周总理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这587天里，总理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就是这样，而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每报一次数字，听众席上都一片惊呼，大家无法想象，一位身染沉疴的老人，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里，竟是如此地在病榻上“折磨”自己！从中可以看到，总理是怎样地在“住院”。在这边接见外宾，隔壁房间已做好了抢救的准备。最后，这位伟人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到了江河大地，就像总理在奋斗中得到永生，在烈火中得到涅槃。他像蜡烛一样把自己慢慢烧干。

“在总理身边工作8年，他老人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出生入死的奋斗精神，荣辱不计的高尚品德，虔诚的人格魅力，严以律己的组织纪律，都在永远地激励着我们、感召着我们。周恩来，已经永远矗立于中国大地的国土之上，他的精神已经融化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