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工业化大生产领域屡试不爽的“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许韦尔奇依赖它拯救了GE，但公共行政或文化领域一旦植入绩效主义的基因，就明显地走向了异化，甚至它成为妨碍创新、令决策平庸化乃至庸俗化的致命原因。

姑且抛开行政不谈，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的发展，即指人们对某种价值观逐渐“认知、认可、认同”的过程。既然是“软实力”，就不能简单地采用“硬办法”来对待。但遗憾的是，在这个奉行功利主义的时代，“硬办法”往往比“软实力”能更快见效。特别是在“领导意志”的强化下，“用数字说话”似乎成了吓唬属下最管用、也貌似最公正的办法。而“绩效考核”从GDP、到收视率、发稿量、码洋数……比拼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绩效考核”很容易演化为“泰罗制”的翻版——计件化。以我所在的媒体行业为例，媒体人工资收入，主要由“基础工资＋计件工资＋职务津贴＋年终奖”来构成，而“计件工资”在这里面占了大头，包括发稿量（字数）、收视率、点击率等一切指标数字。

“奖勤罚懒“或许是“计件制”之所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但文化产品毕竟算是特殊商品，如果达·芬奇每分钟都能画出一幅《蒙娜丽莎》，那么，我相信这张作品的价值，不会比一张卫生纸昂贵多少。简单的“以量取胜”评价，最终会导致媒体人形成一种生产垃圾的恶习——因为按照投入产出比精算，“量高质次”总比“量低质优”更有竞争力。尽管我们也可将“优劣”纳入评价体系，但评价优劣的成本，远高于对简单数量的统计。故所谓的“比较优劣”，到头来不过是做做样子，即便实施了，也无非换成“收视率”或“点击率”罢了！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虽显极端，但恰恰击中了“娱乐至死”精神广泛流行的要害——越庸俗，越容易流传。特别是，国家的公共媒体平台“唯收视率”的结果，就是严肃和深度的内容惨淡经营，并渐次被泛娱乐化内容所取代，“高值易耗品”和仿制品大行其道，独立性、原创性内容日益萎缩。

大约在2007年，曾经多年担任索尼公司常务董事的天外伺朗（shirou tenge）发表过一篇文章——《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作者亲眼目睹了自2000年以来，索尼公司由创新先锋沦为落伍者的过程，他认为，一味推行“绩效主义”正是最致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