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纵观这些正统之论，都有两种鲜明的特点：五德始终以及自私之论。针对这些问题，文坛大家欧阳修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影响极深。

具体内容：欧阳修首先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

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就连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以及张方平也是信奉伍德之说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是不足以说

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于是，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

l 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

l 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

l 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

l 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

在区分了正统的三种类型，提出了从道德、功业两个方面评价王朝地位的同时，欧阳修又提出了“绝统”的概念。他认为前人所谓正统相承不绝的认识是错误的，它给人们解说分裂时期的历史造成了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无谓的争端。有鉴于此，欧阳修考察了历史的治乱分合、盛衰升降，认为正统有续有绝，他指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复续，然后是非公、予夺正，而正统明矣。”欧阳修正统“三续三绝”的见解，较好地说明了统一王朝的历史与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以及统一与分裂的转化。这种说明可以避免对历史进行过分的曲解，是有其认识价值的。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反对在史书纪年问题上靠编排年号示正统所归的做法，指出：“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这种直书史事，不完全囿于正统的历史编撰原则，在宋代理学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确属难能可贵。

历史意义：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欧阳修的正统论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这些认识在史学上都是有价值的，反映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