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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草原晕氧纪录片高世强 |
在桎梏的生活中晕氧
Faint with Oxygen
文/村长
北京798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正门正对着的那面墙上,密密麻麻的写满文字的雪白高墙最上方赫然写着“消失的现场”几个棕褐色的大字。没有耐性仔细阅读那一片看似深邃的文字,只是对于那五个字的种种臆想像舞台剧不断更换的布景板似得在脑海中溜走。是现代文明的缺失吗?是一去不复返的纯真质朴吗?是对某种消逝或正在消逝的事物的发现?……只是,既然已经消失了,那么这样的现场真的曾经存在过吗?
墙上依手绘的海拔变化梯度悬挂着一些面孔,脸上有高原人独有的高原红,瞳孔中有对注视着他们的外来世界的不解,我想或许他们并不明白这些从城里来的人为什么要拍他们,甚至有些排斥,因为我从一些老人的表情里看到了活生生的哑然。很多人将那个5000米之上的地域,视作自由的代名词,以未来能在那里简单生活,牧马看日落当做最高人生理想。可为什么画面中那个高原男子却无论下雪落雨,都置身于如此美景中做陶醉状贴耳收听从收音机里传来的高原之外的世界?
这是一部名为《晕氧》的纪录片,在展厅里一个狭长的空间里静静的循环放映。因为我来自高原,无需解释我很清楚什么叫晕氧,所以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部记录高原牧民到低海拔地区发达地区游历,说他们怎么不适应,有身体的和精神方面的片子,可是将近30分钟却几乎都发生在那海拔5000的高原上,原来片名另有深意。
“听说,有些在高原地区生活久的人初初来到海拔较低的地方,会出现一种叫做晕氧的现象,对突然间浓密起来的氧气表现出一些不适应……”
这似乎是片子的开篇部分,画面干净得只有风景,呼呼的风声和观者擦身而过,草地上开着白色的小花,镜头转换偶尔看到几个牧民,没有对话也没有画外音,就只有一张张面对镜头没有表情变化的面孔,是占满整个画面的大特写。起初我以为这并不是一部流动的视频,而是用图片做成的静态画面展示,片子极尽缓慢的速度锁定了记录的主角,一个叫改日·罗松格来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从外表上看不出和其他生活在这个5000米雪域高原上人们有任何不同的年轻牧民,他每天日升而做,日落而息,在一片水域附近放牧,一个人。一只收音机总是在画面上有罗松的时候出现,他随身带着,贴在耳际,“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8.0级大地震……”“2008年7月,北京空气质量良好,达到预期水平……”“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一种透过声波传递的渴望表现的如此露骨,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既然对高原以外的世界那么好奇,为啥不走出去瞧瞧,至少看看是不是和心中所想一样,生命也就完整了,当然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后来,收音机坏了,支离破碎的那种,我断定那来自一种外力的刻意伤害,想必有人以这种方式对罗松的 “痴迷”表达了不满。失去了收音机的罗松顶风坐在草场外的石块上,用带子蒙住双眼仰卧石上,嘴里喃喃自语,起初听不清楚,后来才明白,原来他正在用记忆中的片段模仿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为什么他要蒙上双眼呢?我想那是因为起初的念想也只是靠想象的缘故吧?
我们的渴望没有不同
“……家里那么多小孩,只有一个可以去上学,那就要抽签,罗松当时没有抽中,失去了念书的机会。可是他本身是个勤奋好学又聪明的孩子,这个我们都知道。汉语也是他自学的,我知道他很想出来看看,但是他现在已经成家有了娃,注定改变不了现在的状况,这是他的命。”(以上画外音均为回忆,和原话稍有出入)罗松表哥的声音出现在画面转到海拔3600米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城镇时。
在展厅的墙壁上用白色粉笔写着这样一段:《晕氧》拍摄于三个地点:海拔5000米的拉口草原,海拔3600米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海拔约60米的杭州。三个海拔,三种经度,不同的世界互相想象,互相塑造,共同营造着关于语言和希望的梦想。
我想导演这样安排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罗松对草原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幻想。据说在藏民的信仰中,总有一种现实与梦想因行动而统一的意味,这是否说明他的这种执着可能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对于罗松来说,很可能在他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就已经意味着拥有了那个汉语所代表的世界,这个对于梦想的虔诚就像从偏远地区一路自顾自磕长头上拉萨朝圣的藏民一样,完全不需要见证。而三种海拔就预示着三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他们之间互相想象着、向往着,逐渐的将不同的文化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世界中。
为什么那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到现在才懂,每个人心里都有向往自由的权利,不是我们向往草原放荡不羁的生活才叫向往,罗松对未知世界的向往那也是向往,和我们一样,本无差别,只是一开始我们就将对在草原生活的羡慕化作一种不解,加注在那些朴实的人们身上。就像高世祥导演在某报章的报道中提到的那样,“所谓的‘消失的现场’,这个主题在我看来过于‘香格里拉想象’①了。它有一些惆怅,些许伤感、慨叹,但却是以我们东部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为中心,对异域文化的想象与缅怀——这恰恰是我所不认同的。”
“香格里拉想象”:此处特指一种思维惯性——对于异域文化、较为原始的或贫困的地区,采取一种观光客的心态,希望它们保持所谓“原生态”,却全然不顾这种“原生态”事实上是以当地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对发展的牺牲而得来。
《晕氧》:你我心中都有梦想
“到达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我决心用镜头去观察“人”,发掘“人”的生活和心理,而不是带着某种文化想象以及对异域风情的猎奇,去拍摄那些俯拾皆是的美丽风景和典型的文化风物。因此,在拍摄之初,我就决定了特写镜头将是这个影片的主要基调:我要去拍摄面孔,并通过面孔探索那些充满质感的心灵。”高世强如是说。
因为《晕氧》这部纪录片,我有机会认识了高世强导演;也是因为《晕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5000米雪域高原的年轻人的渴望。高世强导演说,这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拍摄的影片中最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影片,在整个影片的拍摄经历,不但让他作为一个观察发现者去展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更是让自己重新发现自我的一次发现之旅。
“到达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我决心用镜头去观察‘人’,发掘‘人’的生活和心理,而不是带着某种文化想象以及对异域风情的猎奇,去拍摄那些俯拾皆是的美丽风景和典型的文化风物。因此,在拍摄之初,我就决定了特写镜头将是这个影片的主要基调:我要去拍摄面孔,并通过面孔探索那些充满质感的心灵。”高世强如是说。
我看过一些关于这个片子的报道,知道它的诞生是源于受邀参与一个名为“消失的现场”的系列创作活动,所以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还是“发现”的过程?
《晕氧》的拍摄过程比较特别,并不具备典型性。基本上是带着创作的心态去到高原,却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然后将之与我所熟知的世界相比照,这个过程可能又是“创作过程”了。
您当初是如何锁定罗松这个拍摄对象的呢?
拍摄罗松的故事,完全是偶然,也可以说是机缘。我第一次去高原看景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要拍什么,只是觉得没去过高原,而又有人愿意付钱让我去一趟,是个不错的差事。到了玉树,觉得这里不是我想留下拍摄的地方,还要进入更深的草原,似乎那里更神秘,有不可知的事物等着我,其实完全是一副观光客的嘴脸。于是我雇了一个司机当向导,这个向导刚好是罗松的表哥。在闲谈中向导提到罗松的事儿,一下就吸引了我。我们当即决定改变方向(原来是想去某个当地名胜),驱车去罗松家所在的拉日草原。
我相信生活在这片雪域高原上还有其他的一些藏民家庭,罗松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是普遍性的还是极为个别呢?
极为个别。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藏民都服从于他们生老病死的宿命。但我也相信,几乎每个藏族青年都会象罗松那样,心里有着某个梦想。这一点,所有的年轻人都一样。
我记得片子里有这样一个细节:罗松的表哥在提到罗松的情况时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罗松的聪颖和努力,还提到了他现已为人夫人父的家庭角色,说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离开的可能,说这是命运。您觉得他口中所说的“命运”究竟是一种什么桎梏,就完全无法打破?
可以打破的或许就不叫命运(或宿命)。当然,关于宿命的判断是罗松的表哥作出的,罗松本人怎么想的不清楚。我只是知道,他现在依然保持着相当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们拍摄期间,罗松一直围绕在左右,寻找一切机会接近我们这些外来人,而我们在他那里显然意味着一个不同的世界。虽然他受到父亲的禁制,不能让我们拍摄,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照顾我们,从拍摄到起居。罗松不止一次迫切的问我:“高老师,你是老师。你做我的老师好吗?”“你能做我的老师吗?”……我想,罗松还是很年轻,他命运的轨迹将会滑向哪里,不得而知。
您如何看待作为高原上游牧民族子弟向往草原之外的生活的这种渴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驱使让他们有这样的渴望?既然渴望存在,又如何趋于安宁?
对自身生活之外的渴望,每个年轻人都会有,是不是向往草原之外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现代生活”?)则很难说。有个草原上的藏族小伙儿曾经告诉我,他最想做的事儿是去拉萨看看。渴望各种各样,产生的原因更是各不相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族人或一类人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个作品中,我所发现的并不是某类人,而是一个具体的叫罗松的年轻人;以及,从他那里,我又重新找到机会观察自己的生活。
关于《晕氧》
长度: 00:28:58:00
拍摄时间:2008.8
这个作品源于一个策展人郭晓彦女士之邀参与一个名为“消失的现场”的计划的系列创作活动。拍摄的场所设定为中国西部的高原地区,这里是西部藏民聚居自治的地域,对我们一般汉人而言,也是充满神秘的陌生之地。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雪域高原,我终于发现了“人”,发现了那里的故事——我们向导的表弟,一个叫改日·罗松格来的年轻人的故事。
——高世强
高世强在北京的个展,其中就包括《晕氧》这部纪录片的播映,
目前正在798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进行,直到6月20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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