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祖先来自辽河（下）

     民俗方面的考察

    上面我们已从文化地理和图腾的角度，考察了秦先人与东胡族先人的关系，现在我们再从民俗学角度继续探索。

    “髡头习俗”（剃秃子）是在东胡族系中广泛流行的。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版上的人形皆秃顶不蓄发，这与东胡各族“以髡顶为轻便”相合。

    这一点与鹿石中的人物秃顶不蓄发的情况一致。

    陕西凤翔秦墓出土文物“铜削”的饰件上也刻有人物，且也是“秃顶”的。可是，“斯基泰人蓄大胡子，戴尖顶帽……”(《斯基泰文化》且·A·阿甫杜辛)。值得注意的是秦墓出土的铜削饰人物的脸型与鹿石中的人头型都呈削尖下颏，非常接近。前述三者(鹿石、铜版、铜削)其上所刻人像皆为“秃顶”这一文化现象是值得深思的。因为至少可以表明它们三者之间在族属上具有一定的关系，即都在人种和习俗上与“东胡族系”有关。

    “石棺葬俗”是东胡族系或曰松辽地区的葬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内蒙古海拉尔所发现的东胡墓为石板墓，有的墓在墓前15米处立一石条，以为墓碑，在前苏联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也有类似石板墓，墓前也有石条。其上往往刻有鹿的形象，考古学上称为“鹿石”。

    文字记载的秦先祖飞廉死时也是葬以“石棺”(《史记·秦本纪》)，“皇甫谧云作石椁于北方”(徐广：《集解》)，可见其形制也是石板墓，这与中原木椁墓葬俗迥异。显然这表明秦族先人的葬俗属于东胡文化圈。由于葬俗文化最稳定，因而常作为考察民族族属的依据而不容忽视。   

    由于秦人早期保持了很多先人留下来的习俗，才被中原人“比于戎狄”，认为其“杂戎翟之俗”(《史记·六国年序表》)，并且以“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直到商鞅才革秦之“戎翟之教”。这表明早期秦人是与中原华夏族在文化习俗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秦先人用东胡人的习俗是不奇怪的，飞廉葬以石棺当是事实。

    “飞廉”与阿尔泰语中的“风”音同。“飞廉”是上古时代凤属神鸟，是东夷的风神。几乎在鹿石分布区的有关民族的语言，对于“风”的称谓都与“飞廉”的发音相近。

    至今我们仍可以看到在东北亚地区流行的萨满教中，其风神的形象也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驯鹿。显然，它是上古时期鸟与鹿合体的“飞廉”风神的遗迹，仍然在操阿尔泰语系的北方民族中保留着。

  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了秦人的迁徙

     鹿石的断代、分布和内涵与秦人先祖飞廉的史迹相吻合。

    之所以在商末周初时期出现上述历史文化现象，把我国北方的青铜文化传播到蒙古和阿尔泰地区，只能表明我国北方发生了民族迁徙的活动，而此时我国历史上正发生了周武王灭商的大事件。  

    在这场大事变中，以秦先祖飞廉为首的效忠于商纣王、为商王室保西陲的秦先民们，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武王势力的严酷镇压而出逃。其结果是：“武王对恶来(蜚廉的儿子)、蜚廉(飞廉)族军废其姓、亡其地、变其民为游牧奴隶。”(杨东晨：《秦人秘史》，9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他们外逃的方向，当与其亲族居地有关，即一支向东而奔东夷故地，另一支向北逃往东胡先民们活动的中国北方。因为秦先民是东夷鸟图腾氏族与东胡先人鹿图腾氏族的混合体。据史料《孟子·腾文公下》云：周公伐奄，“驱飞廉(应是其裔族)于海隅而戮之。”也就是说为了消除飞廉的裔族势力，周公伐向东夷，直到今山东海滨。另一支秦先人在周人压迫下，向北逃亡。《天问》中有关秦民族传说的段落有如下两句：“惊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

    林庚先生解释说，这是表现周武王杀了飞廉的儿子恶来之后，秦民族向北逃亡的情景。“惊女采薇鹿何佑?”是说逃亡路上濒于饥饿、采薇而食的困境，并且得到秦民族神话中的风神和英雄飞廉(鹿身)的保佑(林庚：《“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文史》第七辑)。

    笔者以为这“鹿”不仅代表飞廉，应当包含的内涵更广，即可能泛指与秦先民有亲缘关系的，以鹿为图腾的东胡先人对一路北逃而上的秦先民的庇护和搭救。当时一部分人北上到了山西汾水流域的赵城，有一部分秦人去了陕西渭水一带，为周王室养马。另一部人则继续北逃。

    当时逃亡的路线，据林庚先生认为“北上回水”是指沿汾水北上，向山西北部逃亡。徐显之先生根据对《山海经》的研究，认为从山西向北出走能有三条路线可循：

    “《北山经》谈我国北方诸山水，是分三个部分来叙述的。《北山经之首》所谈的地区跨度，西起天山北，向东延伸沿着阴山直抵今内蒙古自治区。《北次二经》所谈的是从今山西省北部管涔山一直到贝加尔湖。《北次三经》所谈的是从太行山燕山一直到黑龙江地区的情况。”(徐显之：《山海经探原》，174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从上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北次三经》所谈正是历史上东夷鸟图腾与东胡鹿图腾两氏族活动与交合的舞台。而《北山经之首》和《北次二经》则是鹿石集中分布的地区，即蒙古、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和宁夏贺兰山(鹿石发现点)、新疆天山北阿勒泰(鹿石发现点)迄西。    根据鹿石分布路线也就知道秦先民逃亡迁徙的轨迹，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原南西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种此时被卡拉苏克文化的原长城地带的中国人种所替代。而且也理解了为什么《史记·秦本纪》说秦民族在秦襄公“于是始国”之前，“或在夷狄，或在中国”的境遇。

    我们知道，后来建立秦国的那支秦人，即是商末被周人杀死的恶来(飞廉子)的后裔，也是周公东征时抓获的俘虏。这一史实有《史记》为证：蜚廉(飞廉)“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史记·赵世家》)

  由于这一支秦人是飞廉和恶来的后裔，后又在东方兴乱叛周，所以受到了“坠命亡氏，踣其国家”的严惩，其结果是取消了他们的赢姓、秦氏及秦地的封土。“从女防、旁皋、太几、大骆四代不仅不能姓赢、不能祭祀自己的祖先，连氏也只能附于造父族而姓赵氏。”(何清谷：《赢秦族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所以在此种情况下，这一支不能祭祖、沦为奴隶的秦族，去搞祖先图腾崇拜的鹿石之类纪念物，当然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只有在偏远的夷狄地区活动的另一支秦族先民中，才能找到鹿石的创造，并被保留下来。而这支秦族先民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因为鹿石艺术的出现和消失只在周朝前期，东周之后基本不见了。

    不过我们在此探讨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问题。一是在蒙古发现的鹿石与其它一般鹿石不同的是，其上不仅有鸟首鹿身的神兽，而且还有人像并配有兵器。 

    关于此种风格的鹿石，前苏联学者曾发表过见解，M·A·达夫列特在《游牧路上的岩画》一书中指出：“鹿石——纪念性石碑或石柱，上面布满了特定风格的鹿形……鹿石是人即战争英雄的化身。……构成鹿石的基本内涵是表现人的形象。”

    笔者以为上述判断是基本不错的。只是他不能确指是什么民族的战争英雄的化身。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大胆地提出，它应当是秦民族先人中的一支族人集群所创作的祖先图腾柱或民族英雄纪念碑，很可能是秦族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风神飞廉的纪念柱，他是秦民族的保护神和战神。因而“天问”中才有“惊女采薇鹿何佑?”之说，这“鹿”当指飞廉风神形象或与之联姻的鹿族图腾神。

    再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鹿石中表现了鹿在冲向顶部的太阳。这太阳为东夷太昊或颛顼神的代表和象征，这在前面我们已论述过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些鹿被表现成有首无身，或是有身无首的形象，这一现象在宁夏鹿石风岩画中也能见到，蒙古鹿石中更清楚。

    显然，这是以民族图腾遭到身首异处的杀戮，来表现一场战争的残酷经历。根据前面的断代以及各种分析，这只能是指商末周初，周武王灭商的那场大规模战争，并引起中国北方民族包括秦族先民在内的大迁徙历史事件。

    在那场事变中秦族先祖飞廉及其子恶来都被杀死，并殃及亲族。《逸周书·克殷》载：“凡憝(灭)国九十有九国，馘磨(斩首)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虽数字有夸张，但其规模与残酷可见一斑。除了商人之外，真正见于记载的被杀戮有两个民族或曰土著：一个是以“燕”为图腾的拒马河和大石河流域的燕地土著，当时，他们嫁女给商王，有“妇燕壶”为证，并且派遣了一位贞人参与商朝的议政，一百名工匠参与宫廷劳务。在武王灭商之际，拒不投降，这一百人被周武王全部杀死。（见王德恒《燕地土著和商朝的关系和燕文化的形成》，《燕都》2006年）。

    另一只被杀戮的民族就是秦民族了。就是效忠商王室的以飞廉父子为首的秦族赢姓民众，作为秦民族大灾难的英雄纪念柱的鹿石，将他们用图画记事的方式记录和表现出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些身首异处的鹿身与鸟首，正是在这场战争灾难中秦族军民遭受馘首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