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位技艺精湛的名厨，且有不寻常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应邀到莫斯科郊区哥尔克镇工作。为当时住在那里的列宁及其家人做饭。列宁逝世后，爷爷被调往斯大林的一个别墅，在那里又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林斯科耶休养所又当了好多年厨师。12岁，即1965年爷爷逝世之前，我曾多次到这休养所小住，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我父亲这人不苟言笑，表面像是有些冷淡。但我知道他爱我，关心我。至于母亲，她对我更是舐犊情深，处处围着我转。我知道，我是她的“惟一”（普京母亲先前生过两个孩子，但不幸都夭折了。41岁那年，母亲才生了普京。因此，普京被称为“迟到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辈子除了我，母亲没有其他任何追求。每件琐碎小事都时刻体现着她对我的这种疼爱。

　　应当说，我比许多同龄人都幸运，因为我能亲身感受到父母亲对我的关怀和呵护。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我能够健康成长。

　　那时我看见一个个家庭走向破裂、解体，其中许多是因为男主人毫无节制地酗酒而酿成的。我亲眼目睹这种悲剧，最初是在我们那栋有众多住户的大杂院里，而后则是在学校里。

　　那时，虽然生活清苦，但我从未觉得生不逢时。其实，家道清寒、生计窘迫的何止我们一家，差不多家家都这样。在列宁格勒市内，家家户户住的大都是公房。居住条件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各家的生活水平大致都不相上下。有一年，我到科米自治共和国一个建筑队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回来后，我才买了第一件新大衣。此前，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我的家就是我的一座堡垒。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显然，在父母心目中，最为珍贵的是我这个人。所以，即使我口头上什么也不说，但只消朝四下里看一看，我就有充分理由认为，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早在上小学时我就想，将来上了大学，我可能不会尽力去炫耀我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甚至还做过杂工（普京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战后复员到列宁格勒车辆厂，先后任工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母亲没什么文化，做过清洁工，夜间为一面包房接货。后为某实验室洗试管，还在某寄卖店当门卫）。我想，如果在大学一年级我就能说我父亲是教授，母亲哪怕是副教授呢，那我当然会更高兴的。我不刻意强调父母的工种，但我从不因为他们的职业而感到羞愧。我一向敬重父母，一向亲切地对待父母。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我的。我也清楚地知道，作为普通人，父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生活得更好,有了他们我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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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第一个转折点

　　上小学时，我的家人就有明确的暗示：日后我必须上大学。也许是为时尚早，这事还没提到“议事日程”，故谁也没有天天把这挂在嘴上，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商量我应该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

　　上大学是谁也不愿轻易放弃的最低标准。严格讲，我父母自己大概也搞不清将来我到底应当去考什么大学，但有一点他们是铁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10年级中期，当我同父母说我准备考大学以后，他们自然没有什么疑义。从此，他们对我的学习也随之抓得更紧了。

　　从10岁起，我就开始学柔道，教练一直是拉赫林。我这位教练对我考大学的志向不以为然，反倒力主我去报考大专。具体说，就是列宁格勒金属工厂附属高等技术学校。当时我是在该厂体育俱乐部练柔道。教练们很容易地能将其所有成员顺利转入这一学校，从而可使他们免除服兵役。

　　有鉴于此，拉赫林就特意约见我父母并当面对他们说，根据我的成绩，实际上我可以被保送到上述高等技术学校，根本不用考试。他还对我父母说，这学校不错，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就是做天大的傻事。考大学本科是一种冒险，万一考不上，我就得马上参军入伍。

　　听拉赫林这么一讲之后，父亲自然也就有些动心，原先一定要我考大学的想法也有些动摇。于是，他也开始做我的工作，要我按拉赫林教练说的去做。

　　这样，我便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训练场上，拉赫林劝我；回到家，父母压我。说来说去，都是叫我放弃报考大学。

　　但我说，我就是要考大学，就这么定了……

　　“那你就得去当兵，”人们众口一词地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坚定地回答，“当兵就当兵。”

　　不言而喻，服兵役将会推迟我进克格勃。但总的说来，这并不妨碍我去实现我的既定计划。耽搁几年时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原则上说，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它要求我“孤注一掷”，作出抉择：要么现在一切我都自己做，一切我都自己定，从而走向下一个我所期望的人生新阶段；要么我认输，听别人摆布，既定计划全部落空。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众所周知，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我的人生由此跨入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

1975年夏，刚过21岁的普京以优异成绩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遂被分配到克格勃第401保密学校。

　　普京在401学校只学习了一年。因成绩卓著，他被分配到克格勃某部侦察分队，每天在其特工科上班。特工科担负着特种任务：对外国人和外国使馆外交官进行跟踪。众所周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世界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对外国使馆实施严密监控。

　　当时一般特工人员没有独用的办公室和电话。因此，他们好几个人不得不挤在一个房子里，每个房间只有一部电话，这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大家常常因为打电话而发生争执。年轻的普京当时已是中尉军衔。由于争强好胜，他常常处于争执的中心。普京总是毫不客气地抢过这惟一的一部电话和“局外”的朋友聊起来没完,同事们戏称他是“煲电话粥能手”。

　　“普京尽可以这么做，因为领导很器重他，常常对他另眼看待。”普京当年的同事维克托·弗罗利科夫说，“他还有分队刑侦科工作证。这可是一种特殊待遇。在我们侦察分队，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充其量也就那么几个。谁也不知道普京在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也不便过问。当时我们有明确规定：不该知道的不问，对同事的工作不准随意打听。”

　　普京进了特工科开办的德语进修班。谁能获此机会，完全由科领导决定。据弗罗利科夫说，只有最有发展前途的人才能被送到该进修班学习。进修班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最初每班为8至10个人，每届四年，进修班严格实行优胜劣汰原则。所以，结业时即便只剩下一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该德语班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书，外语成绩存入个人档案。

　　“沃洛佳（普京的小名）是我们的一位上级领导向我推荐的。”时任特工科科长的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深情地回忆道，“第一次和普京谈话，我就立刻感到他头脑机敏、气度不凡，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情报工作最需要智商高、视野宽的人。我眼前的这位青年军官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没谈几句，我就深深地喜欢上普京了。

　　不久，普京被保送到了红旗学院。对克格勃许多青年军官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

　　“既然普京在你们这里表现如此出众，那您为何要放他走呢？”记者大惑不解地问彼得罗夫。

　　“的确是我亲自把普京保荐到红旗学院的。”彼得罗夫沉思片刻，满怀深情地说，“说句老实话，像普京这样出类拔萃、风华正茂的军官，我确实不愿意轻易放走。但我知道普京在业务上须进一步提高，虽然那时他已经升任少校。沃洛佳前途无量，日后必成大器、担大任。俗话说，庭院跑不出千里马。

     我不愿把普京窝在我们这儿，眼睁睁地耽误他的锦绣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