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道杠”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写给黄艺博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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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外
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如今,天才儿童黄艺博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他的父亲黄宏章说:“他上网只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不玩游戏……”这几天,这个叫黄艺博的武汉少年成为网络热点,只要打开微博,总能见到议论他的,只是这么一个“天才”所获得的关注,几乎全是讽刺和讥笑,还有人把他的故事做成搞笑视频。人家是“小呀么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他则是“小呀么小二郎,肩上扛着五道杠。”我要是这小孩儿,看到这么多叔叔阿姨骂我,怕是自此就得了精神病——同样在武汉,徐武事件正在发酵,这个“被精神病”的男人,甚至已经得到了《人民日报》的声援,天天看《人民日报》黄艺博不知道读了会有何感想?
但不管他有什么感想,我个人对这么多人把枪口对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是心有不忍的。事实上,他的父亲黄宏章受到怎样的讥讽和挞伐都是应该,但作为那个孩子本人,恰恰需要的是我们的怜悯。而今天我不是来讨论这个事情的,我只是昨天晚饭时跟儿子说到黄艺博的“五道杠”时,思绪不禁飞回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儿子问:你是不是根本就没入过少先队呀?我答:错,你爹我虽然“落后”,但还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反正是周末,昨晚没事,我就跟儿子讲起了自己童年时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话长,我上小学时,那时小学还没有六年级。而我是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才入的少先队,也就是最后一次机会。儿子说,你这是被“搓”进去的,我说没错,你爹当时就是被“搓”进去的,但我这个被“搓”进去的少先队员,却比当时的一些“老革命”更珍惜这份荣誉。当时已经快上初中,那些早就入队的同学根本不稀罕脖子上挂个红领巾了,人家一放学,就把红领巾掖进书包了。而我则不仅上课时带着,连放学回家,甚至上床睡觉都不舍得将它摘掉。也可能正是这份迟来的荣誉让我懂得了应该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组织,那半个学期我拼命学习,再不去造纸厂偷旧书、也不去葡萄酒厂偷酒瓶来卖废品,甚至很少去京广线边儿轧钉子、砸火车玩,而是得空就复习。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1979年夏天,我们那一届4个班的200多名学生,我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初中。这不禁令当时的所有老师吃惊,也让俺爹俺娘倍感骄傲。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第一名也姓高,不过他后来高中都没有读完,就被开除而成社会渣滓了。
儿子问,这是为啥?我答,也许正是因为他上小学时太上进了。
其实,这个姓高的“状元”还说明不了什么,毕竟他那个时候,虽然是好学生,但毕竟不算很起眼。更令人感到反差的是,我们当时小学一个姓华的大队长——他是三道杠。这孩子在小学时,那简直是全校的宠儿,老师夸,同学妒,真是不可一世。但他上了初中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不仅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还主动向没事来学校闹事的社会上的地痞靠拢,我印象中,到了初三,他就成了一个杂鱼。只是他小学时的那份荣誉或许还多少影响着他,同样学坏,他不如人家坏得彻底,以至于别看他天天咋咋呼呼跟多牛逼似的,真跟谁发生矛盾,是个人都可以菜他。
前一段儿,我在街上看到他骑一电动车,40来岁人,看着却像50多岁,可怜兮兮的,不知道现在究竟是哪个工厂做工,或者已经下岗。我当然不能说,他现在这命运跟小时候的“三道杠”有关系,但也不能不说,他童年时的所获得的过多荣誉,至少是他少年时的叛逆的一个主要原因。更可怕的是,他叛逆又不像人家逆的那么彻底,所以他后来的命运就是,让好学生躲着走,坏学生也瞧不起。我觉得,黄艺博的父亲黄宏章得仔细想想这样的人。当然,人跟人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黄艺博更不能跟他华伯伯同日而语,我也希望黄艺博将来会大有出息,但我想,他跟他华伯伯童年时所受到的某种暗示则是大致相同的,而恰恰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虚伪和做作的东西更难藏匿,更由于黄艺博所受到的关注面更大,难说他在成年之路上定会按照其父的指引走下去。从小养成了颐指气使,从小习惯了众星捧月,从小得意于鹤立鸡群,甚至从小就阳奉阴违、把玩权术,一旦环境和生活有所转变,谁知道他幼小的心灵能不能承受?而即便能够承受,随着他心智的成长,又怎么可能会继续唯父命是从?这样的人一旦出现叛逆,往往会出现更大的震荡,不是离群索居就是离经叛道,很可怕的。
让我接着讲自己的故事。上初中后,红领巾已经不需要带了,那是一个物资极度贫乏的时代,我们小孩儿去游泳,根本没有游泳裤。也不知道谁的爹娘那么聪明,把两条红领巾简单缝在一起就成了一条三角裤。于是我们纷纷效仿,没有两条红领巾的就去女同学家借,然后都把这“红旗的一角”围在裤裆上,到模具厂游泳池里去扑腾。经常的时候,由于红领巾三角裤太不结实,一个猛子扎下去,裤头就滑到了膝盖处,那叫一个溴。我真切地记得一个同学从水里钻出来,他的红领巾三角裤已经变成了两片,他两腿间甩着小鸡鸡,一溜烟儿跑回了更衣室,直接把所有人笑到岔气。
我儿子听到这里,也快笑岔气了——但愿,黄艺博也能听到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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