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毛求疵《赵氏孤儿》：“人性”不该如此剪断传统的“义”

◇衙外

“干爹——”

在陈凯歌的《赵氏孤儿》里，孤儿程勃对图岸贾一嘴一个“干爹”，叫得我心里好生别扭。我在想，导演为什么不让前者称后者为“义父”？难道相比“干爹”，“义父”这个称呼太陈旧、太庄重？表现不了他的现代理念？

而事实上，我就是抱着很庄重的思想去看《赵氏孤儿》的。

应该说，陈凯歌在这部电影里，是体现了他自己的想法的。就整部电影而言，不管是情节的设计，还是画面、台词，我认为也都是成功的，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好片子。我甚至也理解他有意识地将程婴“主动弃子救孤”的故事，改编成现在这个“阴差阳错地而被动无奈弃子就孤”的样子，因为这更符合现代思维。毕竟，陈凯歌作为一个大导演，不仅盯着国内市场，还盯着国际，他想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让《赵氏孤儿》更符合现代人性理念。是的，让一个父亲主动舍弃自己的骨肉，以换取他人的孩子，这样的情节在西方是可能带来隔膜甚至反感的，但怎么说呢？《赵氏孤儿》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他在中国被流传千百年，其最打动人的恰恰就是那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义”。

《赵氏孤儿》不同于的《俄狄浦斯》，在《俄狄浦斯》里，索福克勒斯强调的正是一种命运悲剧，正所谓人类不论如何反抗，悲剧都不能避免。我承认，从终极意义而言，《俄狄浦斯》的悲惨厄运更具悲剧情怀。但我觉得，如果仅仅为此，陈凯歌就认为自己有理由应该抽掉这个中国故事中的“义”的“糟粕”，那他就错了。

刚才说了，《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千百年，其最重要就是体现一个“义”字，而程婴这个人之所以伟大，也是他所坚守的“义”。当然，以现代眼光来审视，程婴的“义”表现的过于残忍。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程婴的那种“义”并不做作，更不夸张，事实上，它是那个时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黎民百姓，所共同认同和赞赏的一种美德，哪怕你处在现在的语境中，这种美德有点“反人性”。

而说到“反人性”，我固执地认为，真正“反人性”的，不是程婴身上的“义”，而是原剧作里的“忠”。我们知道，在《赵氏孤儿》在元代剧本中，程婴是赵盾的一个门客，他舍弃自己骨肉而拯救主人的遗孤，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忠”的思想驱使——更准确地说，“忠”是主，“义”是次——而这一点，我必须承认，陈凯歌改编的很好，他将葛优饰演的程婴改成一个郎中，这就很巧妙地避开了“忠”的演绎。但“忠”没了，“义”则应该留存，而现在，陈导则连支撑程婴卧薪尝胆15年的“义”也抽空了，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虽然，就西方视点而言，它看似更接近现代思想，而这种接近现代却是以剪断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为代价的——有点过犹不及。

而这正是我文章一开头对影片中以“干爹”来替代“义父”这个称谓吹毛求疵的原因。难道，在陈凯歌的眼里，他剪断了程婴的“义”，连“义父”二字也会刺激他的神经？其实，就这部电影而言，即便抛开上述这么多有关“义”的阐述，作为古装片，“义父”这个词，怎么说也是比“干爹”更为符合时代背景。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说，自《无极》那个“一个馒头所引发的血案”后，陈凯歌的确更为成熟了，《赵氏孤儿》除了我上述一点有关文化着重点的非议外，对整部片子，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并认为他演出了一种境界，应算是一部文艺和商业大片的双料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