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团里通知，集体去户县参加夏收劳动，我因故晚去了两天，留团的政工干部李英孝几次催促我赶快离开，让人觉得奇怪，好像要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果然，十多天以后就有小道消息传来，歌舞队要宣布解散了，咸阳地区文工团恢复咸阳市人民剧团名称，只搞秦腔。

在放假回西安期间得到消息，陕西省歌舞剧院已经将我和另一位方同事的档案提走。我便约方一同到陕歌询问情况。陕歌乐团领导沈伟说正在千方百计找我俩，并且详细给我们谈了她取我们档案的经过：不知道从哪里听到咸阳地区文工团歌舞队要解散的消息，她便第一时间扒车赶往咸阳，经过地委领导的同意，从地区教育局麻生熙局长手里取走我们的档案的，当然，这以前我们考过陕歌业务他们了解。说起麻局长，我就要感谢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边疆和教务主任武瑜老师了，边老师曾经来团里找我，当面把我介绍给了麻局长，后来听麻局长说，武瑜主任还专门给他写过信。拿我档案的时候，郑中和团长还专门介绍我不能化妆，沈伟说，我们就是要不能化妆的。这让我很感动，这也是我最终决定到陕歌乐团的原因。

几天假期过后回到咸阳，地区教育局来人正式宣布歌舞队解散，宣布我被分到咸阳市教育局，方在地区工业局。我和那人争辩，既然你们已经将我的档案交给了陕歌，又这么快将我们胡乱分配下去，我们毕竟在这里工作了六年，工作是人一生的大事情，作为领导也不能一点人情味也没有呀！来人分辨说，西安很难进去的，你根本就办不成。然后就催促我们到新的地方去报道，三个月不报到者，除名。

7月28日 ，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全国各地震感强烈，后来的几个月余震不断，一时间西安咸阳人心惶惶，大街小巷都在外面搭建防震棚，各个单位上班时间找不到人，我们的调令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呀？我的心更惶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根本呆不住，天天到陕歌政工组汪现满处去问情况，而他也是经常外出，后来才知道他是跑咸阳，还要办另外三个人分别到歌剧团和歌舞团。

终于等到省上的调令下来，他带上调令亲自去咸阳办理。因为那几个人都分到地区下属企业，而我单独分到了咸阳市，我很担心地、市之间有矛盾，让人不能放心，所以每次都叮嘱他一定去咸阳市劳动局办理我的手续。他天天都去咸阳，非常积极，我们对他的工作热情很感动。我也每天往返于西安咸阳，每天都来问他，而他总说没有去市上，而且总是说“你的事情没有问题”。后来我才打听到，汪的爱人在长安县医院，他想把爱人调往西安。而长安县医院的政工人员的孩子就在我们咸阳文工团，这次也在分配之列。那医院政工让他把自己的孩子调到陕歌后，才放他爱人走，陕歌让我通知让那个孩子前来看看，而他根本就不敢来，害怕到陕歌考业务。呵呵！原来他不是在办我俩的事情呀？知道了这层黑交易，我心里已经凉透了，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找人跑调动了。

在我的印象中劳动人事部门的交道难打，因此总不敢贸然前往，希望能托熟人引荐。这时，有亲朋告诉我，他的好友家有人在咸阳劳动局当局长，我很高兴，很快就见到这位在西安党校工作的王姓朋友，王很热情，说他外甥在咸阳劳动局当局长，叫张树勋，并立马写信，说，我外甥放你没有问题。第二天，我带着他的信去咸阳市劳动局见到了这位张局长。这人约四十多岁，中等个子，寸头，表情凝重，看那样子我估计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人，一问果然是他。当他看完信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先报道上班，下来就可以……”。当时说得很含糊，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我在市政府大院遇到他，说我的省上调令已经到了，下一步应该怎么…… 不料，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变了脸，吼道：“你先到学校上班，省上要人直接问我们要，有一级不同意，你就走不了！”我马上明白了，这人六亲不认，以后的阻力一定是他呀！

几天后，父亲的好友给我介绍了咸阳市卫生局的干部，他满口答应帮忙。我向他说了那天的情况，问他是不是需要“表示一下”？他连连摇头，说不需要，张的小孩有病，还要找我，感谢我呢！听他这么一说，我放心了。卫生局和劳动局相距不远，平房前后排。不一会儿，他跑来告诉我，没有问题，张让你去一趟。等我见到张，他怒气冲冲，还是那一句话，“报到去教育局先上班”。

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家临近西安市委，礼堂设灵堂，每天从早到晚哀乐声声，各个单位祭典的人流不断。那时候，和我一个调令的方已经办好手续，而我还没有着落。这一时期我情绪极差，。尽管陕歌领导让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毕竟还不算陕歌的人呀！由于每天扒火车西安咸阳来回跑，白天往往顾不得按时吃饭，晚上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大热天没有情绪洗澡，地震余震别人都往外跑，而我已经完全麻木了。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背上脓疮疖子一个连一个，去医院换药要等疖子完全成熟，挤出血脓来，有几次痛得我昏倒在医院里。由于每日神情恍惚，有一次骑自行车竟然忘了是在横穿马路，差一点被疾驰的公共汽车撞上……

在咸阳，好多朋友也都四处托人给我帮忙，打通劳动局张局长这道关。其中有和张同在一起工作过的，有一同搞社教的，有在农村睡一个炕头的。每次都捎话说张答应让我去，然而每一次去见面还是那一句话——“先上班”。又有一次，张说只要让地区劳动局给一个电话就算数，我到了地区劳动局，办事人员说，为你这事，我已经打了无数次电话，我们是上级部门呀！这次无论无何不能再打了。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当我的面打通了电话，那边说来办手续吧。等我去后，当好多人的面，张申斥道：“没有见过这样的干部，好好地班不上，毛主席追悼会不参加…… ”结果还是不给办。

眼看就要到他们规定的三个月期限了，有好心人对我说：“你是夹在地市矛盾之间了，先报道吧。一级一级慢慢来，边走边看。”于是，我先到劳动局报了到，在教育局，我给那位局长说明了我的情况，他很同情。他说，你来我们欢迎，你走我们不挡。我帮不上你的忙，现在你只有去找咸阳市一把手李正海或者管劳动局的杜斌了。

当天下午回到西安，有中学时的同学李洪和寇健康来问我办事的情况，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当我说了那教育局局长给指的最后一步时，李洪说：“我回家问问父亲，知道他认识一位叫杜斌的，文化大革命初在西安市委工作过，好多年没有见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一位。”

说来事情很巧，两天以后那位多年不见的杜斌竟然来到他们家找他父亲，原来是他回西安碰巧家锁着门进不了，顺便过来看看老朋友的。在吃饭期间，李洪便向他谈到我的事情，他让我去咸阳找他。

第二天去咸阳，我找到杜斌详细说明我的情况，杜说：“既然你的事情地委的几位书记都知道，最好能让他们无论谁能给我写一个条子。” 哎呀！这又是个难题呀！

那些日子，地委书记们经常坐车进进出出，很难见上面，又是好多天过去了。一个星期六下午，地委有一位女服务员对我说，刚才看见李世英书记坐车回来，现在在他办公室。但是，已是周末了，我在地委的熟人一个也找不到，怎么办？要是错过这个机会还不知道要等几天？我牙一咬，心一横，我自己去找他吧。

等我敲开李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找他有事情，他很客气，让我坐下。我说了我的情况。他说：“既然咸阳市留你，也不错呀！咸阳离西安也不远”。我说：“教学我没有搞过，弄不了，再加上西安的调令是两个人，那人走了留下我一个，怎么也心不平。”他又说：“咱是地区，人家是市上，我能帮什么忙呢？”我说：“您能不能给杜斌写个条子，让他帮我这个忙？这些日子陕歌领导也在四处找你。”他听到这话，看着我，问：“是不是杜斌让你来找我写条子呀？”呵呵！厉害呀！这可不能说实话呀。我说：“我不认识杜斌，是旁人给我说的，拿您的条子好去找杜斌。”听我这么说，他很爽快，拿来一张纸，写上：“杜斌同志，今XXX同志找你谈调动事宜，希你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当我把纸条交给杜斌以后，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电话联系。第二天，杜斌说：“给他说了，你去办吧。”等我去后，他还是不给办，我汇报了杜斌。又一天，杜斌对我说，“你找人找的太多了，他还敢跟我解释，现在你去办吧。”我去后，还是没有办成。第三天，杜斌说：“我在门口碰见他，问你的事情办理的情况，他说你没有报到。我对他说，那好，这人咱们不要了，退回去吧。”

后来，当陕歌沈伟亲自找他时，他很客气，说：“这个人表现很不好……”沈伟说：“交给我们，以后对他好好教育”。临走时，他交代，让省上直接给他们重新发函，不要通过地区劳动局。

当我知道陕歌已经派人把调函直接交给他们后，我就去找劳动局。见了张局长面我们互相不说话，他们学习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下班我就走人，晚上就住在像样。他们上班我就去，我就看他怎么办？几天后，看不见张局长的人影了，女办事人员问我：“你的事情张局长怎么说？” “张局长让我找你呀！”我已经在胡说了。那女的说：“那你写个检查，我给你办。” “检查？我早已经写过了呀！” “再写一下吧！” 我胡乱在纸上写了几句话，她看也不看，就给我办理了调动手续，我马上就去转了户口。三个月了，终于熬到了这一天。

等我把所有手续交到陕歌时，领导沈伟对我说，先上几天班，咱们就要放假了。可是，我已经身心疲惫，接着就大病一场。

                              20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