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现在的我没有任何物质欲望

作者 彭玲玲

1

这里是长沙，在解放东路的科佳摄影城4楼，许多人在等待张赞波的出现。

有人拿着一本《大路》，在座位上翻阅，还有人在不停朝门口张望。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摆桌子、调音响。

在这里，即将进行一场以“非虚构写作与未来文学”为主题的对话。

张赞波按时出现。他从台湾赶过来，湘潭大学的师兄去高铁站接他，一路风尘仆仆。

他身穿深蓝色棉袄，系黑色围巾。声音是粗犷而谦卑的。旁边是他的导师、中南大学教授孟泽，两个人坐在台上，话题从非虚构作品《大路》开始。

这是张赞波的新作，出版于2015年11月，并于同年获台北书展大奖“年度之书”。

而他的同主题纪录片《大路朝天》，也入选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

在孟泽教授眼里，张赞波持重、大气，学生时代写过诗，读了其作品后，才发现他也有激烈、勇敢的一面。

是的，他的好奇心从一条公路开始。

2

张赞波想拍一部中国式“公路片”。

“当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几乎没有人能置身其外，城里人与乡下人，富贵者与贫寒者，权势者和无权者……他们虽然彼此对立，各走一边，却不得不共同向前，没有人能和这条‘大路’背道而驰。”

5年前，通过朋友介绍，他进入到溆怀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一座叫“中伙铺”的村庄。

那时正值3月，空气里还裹着寒意。张赞波扛着摄像机，住进工地宿舍楼。

楼上悬挂着巨大的条幅：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他栖身的房间，就在“预防”两个字的下面。

这一住就是3年。

他近距离接触路桥公司员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当地村民及基层官员等，用摄像机和笔，呈现出一条公路的从无到有、一座村庄在发展中的境遇。

田地被征收、房屋被拆迁、古树凋零、庙宇重建、山河巨变。

拍的是公路，呈现的实际是人，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旋律与个体命运的冲撞与交织。

他像一个看护真相的人。拍摄工作一度遇到阻力，被人质疑，说什么狗屁理想主义，赶紧回去。

甚至还遭受过殴打。

“挨打时你心里想什么？”我问。

“想丢了机器去打一架，但如果去打架，又会耽误拍片。”他一脸无奈。

所幸时间换来了信任，张赞波最终被当地人接纳。

“在拍摄时，你心里涌现最多的感受是什么？”

“无力感，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帮不到。有时还纠结，那些画面到底是拍，还是不拍。”

他既处在高速路中的一段，也处在人生路中的一段。

3

张赞波出生在湖南新邵县，70后，父母是农民。

大学毕业后在长沙的电信公司工作，那时刚从农村出来，对城市有新鲜感，过了3年朝九晚五的生活，后来考研，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书，2005年毕业。

之后，他成为一名独立电影人，先后拍摄纪录片《天降》、《恋曲》、《六月》等。

他是导演、编剧，又是剪辑师。没有团队，没有钱。只有他一个人，和他的热情。

“《大路朝天》拍了3年，这3年你怎么解决资金问题的？”我问。

“靠之前的积蓄，当然钱也不多，后来支撑不下去了，朋友也会帮忙。”

期间也有商业机构想要赞助，被张赞波拒绝，他觉得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不想被束缚。

在他的价值观里，自由永远排在第一位。

“你怎么看待自己与物质间的关系？”

“我以前也有物质欲望，每个阶段会有个想要的东西，如小时候想要个地球仪，想知道世界的样子，后来又想要个手表，没手表时还会用笔在手腕上画一个。可现在我没任何物质欲望，就是身上的衣服，大多是多年前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老了。”

说完他大睁着眼睛看我。五官是俊朗的，显得比同龄人年轻，有黑眼圈。

“没赚到钱，家人会有怨言吗？”

“老婆跟我的价值观相同，我们把对物质的要求降到最低，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张赞波的老婆学电影美术，没有固定工作，自由状态。两人结婚就扯了个证，没有办酒、没有买房。

“父母知道你现在做的事吗？”

“不想让他们知道太多，怕他们担心，也怕给他们带来麻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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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最近拔得新浪中国好书榜2015年度十大好书头筹。

为写这本书，作者张赞波耗时三年“潜伏”在筑路工地上，用摄像机和笔同时记录下一条公路诞生的每一个细节。

他以冷静、细腻、流畅的叙述，以一条公路、一个村庄的微缩景观，呈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耀眼表象背后的肌理，以及普通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浮沉。

4

主题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许多人向张赞波提问，如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或拍片过程中有没遇到外部压力。

他脱了深蓝色棉袄，露出洗得发白的黑色T恤，拿着话筒，对每个问题一一解答。

末了，有人问：“怎样才能看到你拍的这部纪录片？”

张赞波怔了怔，说：“过段时间吧，在网上或许能看到。”

中国独立电影的放映、传播渠道非常有限，大部分只能通过兴趣小团体放映，有些只能拿去电影节参展，我们所能看到的作品就数量而言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大路》出版时的样书刚好是404页，张赞波心里当即就咯噔了下。

在网上点开他的纪录片《天降》页面，几乎都会跳出一个“404”。现在总算正儿八经地出一本书，就像一个生了许多黑孩子的父亲，终于拿到一张准生证，没想到又是“404”。

因为太想获得表述的自由，他变成了一个宿命的人。

活动结束后，许多人找他签名售书，还有些朋友在等着他一起用餐。

我也跟过去。席间，我问他：“在网上真能看到你这部纪录片？”

他笑了笑，“看运气吧。”

5

《大路朝天》共拍摄300个小时，剪辑后是95分钟。同主题图书《大路》共30万字。

他觉得两种媒介的补充，人物才会更完整。

“没有钱，也没有顺畅的放映渠道，支撑你的是什么?”我问。

“当一个人受到一些精神启迪之后，就放不下，得释放，会寻寻觅觅，想要找一个出口。”

“你曾说自己做的这些事没有意义，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没有意义为何还要做？”

“是的，短期内确实没有意义，但长远看，它肯定会产生意义。”他坚定地说。

席间有另一名独立电影导演，张赞波的朋友。旁人笑话他，为了拍片，做了多年屌丝，现在都成老屌丝了。

这是一个默默抗争的群体，切开现实，呈现荒诞。或许他们是孤独的，但一定是有力量的。

张赞波再次脱掉了深蓝色棉袄。

我问：“你这件黑色T恤买多久了。”

他淡淡地笑着说：“八年了”。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充实的阶段。”他说。(长沙客微信号： thechangsha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