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刻本印谱《秦汉印统》的研究，历来都受到版本界和印学界的重视，但是因为都有顾从德家族和罗王常参与；原拓二十部《集古印谱》流传不广、顾从德和罗王常在编辑《印薮》时，没有接受王穉登的的建议改书名为《印薮》，而继续沿用《集古印谱》为谱名，从而造成二部不同的印谱重名现象；《印薮》的流传面很广，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极大，所以人们以为《印薮》是原拓集古印谱》的翻刻；《秦汉印统》也是在《印薮》的基础上删改增补的等原因，致使很多人都把《秦汉印统》、《印薮》、顾氏《集古印谱》混为一谈。例如在《印薮》出版发行三十多年后的万历三十六
年，陈毓为篆刻家王应麒的印谱作小引时曰：
我明东海顾君好事，集古印章千馀，购索诸名家印，用硃砂集成《薮》，便于鉴赏，亦自珍爱，第海内流传不广，欣赏者慕之不得，而吴下贾者用木板翻梓，遂失天真，良可叹息
这说明原拓本的顾氏《集古印谱》确实“流传不广”以致陈毓没有看过，所以他只是根据《印薮》来推想《集古印谱》，明显地把这两部印谱混为一谈，可见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对这几部印谱间的关系产生了误解。
在乾隆年间内府藏书著录《天禄琳琅》卷八中 就记载和详细考证了相关人和事：
《秦汉印统》
明罗王常编，吴元维、顾晋亨同校，八卷。前明王稚登、黄姬水二序。
按：王稚登序作于万历乙亥，黄姬水序作于隆庆辛未。稚登之序后于姬水，故所序始末转从其略，但言“顾吴二君同撰斯编，嘉名《印统》”。姬水序则称：“东川御医顾公博雅嗜古，厥嗣汝由光禄、汝修鸿胪、汝和廷评、暨光禄仲子天锡太学，三世五君极搜穷购，得古印章俾登诸册名曰《秦汉印统》,以贻好事”云云，而罗王常之名二序俱不及之。本书但刋鄣郡人，余无可考，吴元维亦未详其人。考《松江志》称顾定芳，字世安，上海人。博综典籍，尤深于医。以夏文愍荐授太医院御医，直至济殿。今黄序称:“御医顾公”当即其人，“晋亨”其别字也。《志》又称顾从礼，字汝由，上海人。以夏文愍荐修承天大志特授翰林院典籍，累官光禄寺少卿。顾从义，字汝和。嘉靖二十八年以善书应御试第一，授中书舍人加大理评事。顾九锡，字天锡，国子生，万历中以荐授詹事府主簿。所言官爵世系悉与黄序符合。但遗汝修鸿胪一人，以前宋版《汉书》中王世贞跋语并收藏印记证之，则汝修当名从德也。又考《六馆日钞言》嘉靖三十八年丁士美榜进士题名碑，为中书舍人顾从礼书。则汝由又历官中书，而后为光禄，且素工于书者。《松江志》又称汝由楷书逼锺尚书，行草宗右军父子，径尺大字仿颜平原云云。据此则顾氏世工书学故，于是书搜采宏富，摹刻独臻妙品，罗氏所编特其蓝本耳。其书并以朱印，古色莹然迥殊俗本。阅第一卷末行刋“万历丙午春王正月望日，新都吴氏树滋堂绣梓”距万历乙亥稚登作序之年又三十二载，所称“树滋堂”是否即吴元维所居，惜无可考。然此书告竣实在天锡为詹事主簿之后，岁久功深概可见也。
这段文字实事求是的把考证者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和根据对文献中蛛丝马迹的捕捉、分析、判断后所发现的问题，都非常明细的记录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天禄琳琅》一书具体编纂人员考证工作做的十分认真，不但精神可嘉而且水平较高。
首先，他们已经从两序的时间不一问题上，看出此二序有从它处移来的可能，继而又发现两序对《秦汉印统》的编者描述也存在着一定出入，而且根本没有提到罗王常这个主要的编辑人。特别是他们认为黄姬水的序中说是顾氏三世五君“极搜穷购，得古印章俾登诸册名曰《秦汉印统》”的记载，和该书具体卷端标示“鄣郡罗王常编”不相合，这些存在矛盾的疑点使他们开始产生了疑惑。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对顾氏家族进行查考，以期求得对这些疑问进行阐述和解答。但是很可惜，他们由于某些原因，以致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们最后认为顾氏家族应该有另外一部《秦汉印统》的存在，而且是以这部罗王常所编为蓝本的。笔者认为导致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是：
一、《天禄琳琅》的编辑人员对顾氏《集古印谱》、《印薮》、《秦汉印统》的具体编辑成书时间以及三者间的关系没有了解清楚，似乎他们连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薮》是否存在都不知道。并且在校勘考证的过程中，没有广泛的寻找其他版本进行互校。
二、《秦汉印统》在编辑印刷时，将顾氏《集古印谱》中黄姬水的《集古印章序》、《印薮》中王稚登的《印薮序》进行挖补改动后，翻刻改成为《秦汉印统序》，全部移来作《秦汉印统》的序言。而这一举动则是致使后人产生疑惑的主要原因。
黄姬水《集古印章序》的改动对比表：
原      序        改    动   后
1、《集古印章序》
2、俾登诸册，名曰《集古印章》        1、《秦汉印章序》
2、俾登诸册，名曰《秦汉印章》
王稚登的《印薮序》的改动对比表：
原     序        改   动   后
1、《印薮序》
2、于是顾君汝修，海岱琛奇
3、爰撰斯编，嘉名《印薮》        1、《秦汉印统序》
2、于是吴、顾二君，海岱琛奇
3、爰撰斯编，嘉名《印统》
由于只对名称等极少数的内容进行改动，而序的内容所反映的还是《集古印谱》、和《印薮》的情况，所以把《天禄琳琅》的编纂人员看糊涂了，于是发出“但言顾吴二君同撰斯编”和“而罗王常之名二序俱不及之”的疑问。
他们还将“晋亨”误解为顾定芳的别字等等，导致误认为顾定芳参与了《秦汉印统》的编校，殊不知万历三十四年时不要说顾定芳，就连他的儿子汝由、汝修都也早死去多年了。
《天禄琳琅》的这段记述，虽然其中有错误，但是不由得使我对考据先辈们产生了几分敬仰，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他们具有了十分敏锐的目光，从而能够从细微的矛盾中发现常人不会注意的大问题，分析问题注重史料的搜索和逻辑的思维，为后世的研究打下基础，有很多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时间到了现代，著名版本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其《中国善本书提要》 中也有记载：
【秦汉印统》八卷】
八册（《四库总目》卷一百十四）（北图）
明万历间刻本[朱印行八行(20.3×13.4)]
卷一、三、五、七题：“鄣郡罗王常延年编，新都吴元维伯张校。”卷二、四、六、八题：“鄣郡罗王常延年编，武陵顾晋亨伯明校。”盖是书就顾从德《集古印谱》重编，原题王常名，此本仍之；吴元维与顾晋亨，则此本校刻人也。……从德原刻本题《集古印谱》，王稚登改题《印薮》，《存目》所据以著录者疑为后印本也。此本为吴元维所重刻，而又题顾晋亨名者，疑晋亨为从德子侄或诸孙，与元维善，元维重刻时，又出家藏新购得者增益之，故原本六卷，此本为八卷也。卷一末题：“万历岁丙午春王正月望日，新都吴氏树滋堂绣梓。新安程利见元龙、潘最茂卿同校。吴郡张珮之书刻。”卷内有：“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等印记。
王稚登序 [万历三年（一五七五）]
黄姬水水 [隆庆五年（一五七一）]
旧序     [六首]
王重民先生看到了《印薮》，他在此条记述前也记述了他所见到的《印薮》：
【集古印谱四卷】
四册（《四库总目》卷一百十四）（国会）
明万历间刻本[朱印（20.8×13.5）]
原题：“太原王常延年编，武陵顾从德汝修校。”按顾从德序云：“谱刻成，友人王伯榖氏，复嘉其名曰《印薮》，而未遑更焉。”下书口刻“顾氏芸阁”四字，然则此乃顾氏原刻本也。余先见北京图书馆藏新都吴氏翻刻本，改题为《秦汉印统》八卷。然《存目》著录者题为《印薮》六卷，因疑原本仅四卷，后增二卷，始改题为《印薮》也。至是书原委，余已详述于《印统》下。卷内有……
王稚登序[万历三年（一五七五）]
顾从德序[万历三年（一五七五）]
旧序[七篇]
从他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把《印薮》和《秦汉印统》区分开来。而且他已经从《印薮》顾从德自序和沈明臣《集古印谱序》里知道了，另外还有原拓本的顾氏《集古印谱》存世。但是他在《印薮》和《秦汉印统》之间的关系上还是没有理清楚，他在记述《秦汉印统》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虽然知道顾从德和罗王常将几部历代印谱中的印章汇集起来刻为《印薮》的情况，但是他在《印薮》和《秦汉印统》两书之间的关系上，又认为是新都吴氏翻刻《印薮》后将其改名为《秦汉印统》的。他的结论是：“从德原刻本题《集古印谱》，王稚登改题《印薮》，《存目》所据以著录者，疑为后印本也。此本为吴元维所重刻，而又题顾晋亨名者，疑晋亨为从德子侄或诸孙，与元维善，元维重刻时，又出家藏新购得者增益之。”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象王重民先生所说，《秦汉印统》虽然在《印薮》基础上沿用了它的编辑体例和部分印章和注释，但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翻刻”和“重刻”，应该是重新编辑排印的，这以点我只要把《印薮》和《秦汉印统》进行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此书不能完全说成是翻刻《印薮》，在印的数量、顺序、种类方面都存在差别，如增加了“上平私印”一卷和“下平私印”一卷：
        印     薮        秦  汉  印  统
第一册        卷一：官印        卷一：官印
第二册        卷二：上平私印        卷二：上平私印
第三册        卷三：下平私印        卷三：上平私印
第四册        卷四：上声私印        卷四：下平私印
第五册        卷五：去声私印        卷五：下平私印
第六册        卷六：入声私印        卷六：上声私印
第七册                卷七：去声私印
第八册                卷八：入声私印
还有在第一卷内也增加了许多新的类别，如：王后印、子印、男印、大将军印、偏将军印、稗将军印、官印等新的类别。特别是在一些印章的考证注释文字方面差异较多，主要是删改。如王印类中“荆王之玺，”印的注释删改
印    薮        秦  汉  印  统
荆王之玺玉印覆斗钮，《汉书》刘贾，汉高祖从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为荆王，六年十二月为英布所攻亡后。        荆王之玺玉印覆斗钮，《汉书》汉高祖六年正月丙午立从父弟刘贾为荆王。
像这样的删改还有“乐安王章”印的注释把大量的注释文字删改为：“乐安王章，铜印涂金龟钮，汉和帝改千乘王宠国为乐安王” 。公印类的“京兆郡开国公章”的注释删改为：“京兆郡开国公章，铜印涂金龟钮，两汉无五等爵，曹操自封魏国公，而开国之号始见于晋令” 等等。总之相比之下，《秦汉印统》的注释文字要比《印薮》简约，这些典型删改例证说明了“翻刻”和“重刻”说是错误的。
王重民先生观点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没有真正理清这三本印谱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还是没有把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薮》、《秦汉印统》真正分开。但是他的结论比《天禄琳琅》的结论要更加接近事实了。
而在印学界经过韩天衡先生等前辈的努力，基本上对这三部印谱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区别开来，并且理清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罗王常在编成《秦汉印统》时顾从德已经死去近二十年了 ，因此虽然罗王常是以《印薮》为基础，但已经和顾从德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顾家的后人参与了《秦汉印统》的校刊。读沈明臣《丰对楼诗选》 。卷十中有《闻顾汝修有丧子之戚，诗以讯之》：
与君同年同月生，只异两时称弟兄。结交即今四十祀，我无男女君三子。昔年北上挟三雏，赢博之间葬仲儿。忽闻今年丧其长，两颗明珠坠君掌……
读《丰对楼文集》中《祭鸿胪寺序班上海顾公汝修兄文》 曰：
公之后人，一女三子，三子皆亡……
顾从德死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已经死去，所以参与《秦汉印统》编辑的不可能是他的儿子，由于从德去世时已经七十岁，他的三个儿子大都死在其晚年，所以不排除他的孙辈参与的可能性。顾从礼死时他已经有孙子顾时、顾晋、顾渐三人，这说明“晋亨”有可能就是顾晋，也有可能“晋亨”是两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在顾从德的“诸孙”辈中有可能还有一位名“顾亨”的。 再加上从《秦汉印统》把顾氏《集古印谱》中黄姬水的序和《印薮》中王稚登的序移来，也说明了《秦汉印统》和前两部印谱还有顾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这部印谱的编辑出版时间，有的人简单地根据臧懋循序的时间，定其为万历三十六年，这种错误犯的也太荒唐了，至少说这位学者在看史料时太不认真了，而且这部印谱的实际情况也不是那么简单，需要我们用版本鉴定的知识来加以分析和认定。笔者几年来，一直关注这部印谱的史料收集，目前为止一共发现了三部略有不同的本子，这三本之间正文部分为硃砂印，而序跋部分为墨印，而主要差异在所收序跋数量上有所不同。
第一种就是《天禄琳琅》和王重民所记的“万历三十四年刻本”。这是《秦汉印统》有记载印刷时间最早的一部。此本现藏台北，南图有此部《秦汉印统》的胶片，但是已经完全损坏无法阅读了。
第二种为“万历三十六年重印本”。笔者曾经在南京图书馆中读到两部《秦汉印统》，但是当时没有详细记录。今再次阅读后发现，此两部标识为“万历三十六年刊本”，是因为卷首较“万历三十四年刻本”多出了臧懋循的万历三十六年的《印统序》，应该是初印后的原刻增补重印本。
第三种为“万历三十八年后重印本”。笔者于国家图书馆内读得一部比较特殊的《秦汉印统》，它除正文部分和其他版本一致外，但是在序跋上既和“万历三十四年本”不一样，同时也和南图藏的“万历三十六年本”不一样，又多出了李维桢的序。仔细读来发现，这部《秦汉印统》应该又是一种原刻增补重印本。
三本序跋对比表：
        万历三十四年本        万历三十六年重印本        万历三十八年后重印本
1                        李维桢序
2                臧懋循序        臧懋循序
3        黄姬水序        黄姬水序        黄姬水序
4        王穉登序        王穉登序        王穉登序
5        秦汉印统凡例        秦汉印统凡例        秦汉印统凡例
6        旧序        旧序        旧序
7        正文（硃砂印）        正文（硃砂印）        正文（硃砂印）

而这些不同本子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理清这本印谱的编辑、时间、相关人员等问题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同时也解释了前人记载中的疑惑。
国图的“万历三十八年后重印本”《秦汉印统》为残缺本，在图书馆的记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秦汉印统》八卷，明罗王常辑。明万历三十四年新都吴元维树滋堂刻朱印本  八册，存四卷（一至四）。
的确在第一卷终处有：
万历岁丙午春王正月望日，新都吴氏树滋堂绣梓
新安程利见元龙，新安潘最茂卿同校
吴郡张珮之书刻
这是人们定此书初刻印时间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根据，而且经过版本特征的比较，此本和我所见到的初印本基本相同，只是在书前多出李维桢的《秦汉印统序》和臧懋循《印统序》。其顺序为：李维桢的《秦汉印统序》、臧懋循《印统序》、王穉登的《秦汉印统序》、黄姬水的《秦汉印章序》。而且笔者发现李、臧两序的版框虽然和其他版框基本上相差不大，但在一些局部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不一致：
        李氏《秦汉印统序》        臧氏《印统序》        黄氏《秦汉印章序》
版 心        统，页码        印统序，页码        秦汉印统序，页码
象鼻        上、下无，且首叶下标“黄德新刊        上有、下无，且无标示        上、下有，下标“吴氏树滋堂”
字 体        手写行书体        手写行书体        手写行书体
版 框        失记        20.9cm×14.1cm        20.9cm×14.3cm
这些版本特征不一的迹象都说明李序和臧序都是在该谱再版印刷时增加的。根据南图藏本只有臧懋循的“万历戊申夏五日前国子博士吴兴臧懋循撰并书”的序来看，说明此版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再次印刷以后，又增加了李维桢的《秦汉印统序》并再次印刷发行。李序虽然没有明确标出作序时间，但是根据此序的内容：
罗延年父内史，任侠饶知，略佐胡襄懋平岛寇有功。而又好文博古，制墨与笺最工，传至今墨一螺可万钱。所藏古器甚夥，既坐事受法，家见籍，独古印旧章累累者犹存。而是时云间顾氏取为《印薮》盛行于世，延年以未广益，购求增益之，而其友吴伯张相与参校品第凡历廿年，功绪甫竟，付之奇劂，而延年卒矣。伯张不欲没其所长，标而行之，名曰《秦汉印统》
此序在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卷十四中也载录，但是就这段文字和印谱中所载略有不同：
罗延年父内史，任侠饶知，略佐胡襄懋平岛寇有功。而又好文博古，制墨与笺最工，传至今墨一螺可万钱，所藏古器甚夥，既坐事受法，家见籍，独印章授梓者犹存。而是时云间顾氏《印薮》盛行，延年以为未广益，购求增益之，而其友吴伯张相与参校品第，凡历三十年。功绪甫竟，而延年卒矣。伯张不欲没其所长，为付之剞劂，而名之曰《秦汉印统》。
虽然李维桢在将此序收入自己文集时对一些文字有所改动，但基本意思还是相同的。这篇序是写在罗王常死后，根据李维桢所言，罗王常在《秦汉印统》完成编撰刚付雕版时就死了。他在印谱序中还提到了“友人潘景升纪诸外传不佞，故详著之”， 这里提到的“潘景升”就是歙县人嘉靖间官中书舍人的潘之恒，这里所说的“纪诸外传”指的是潘氏《亘史钞•外记》游侠卷中的《罗龙文传》 ：
……严氏败后，忽有旨栏入京，同世蕃斩于西市，凡族戚友朋畏罹祸，莫有收殓者。海上顾氏父子俱游宦京师，与龙文交厚，固匿其子某，杂佣保中，人无知者。子某乃囊金赂侩人，得赎父尸，置荒寺。顾氏出京，挈其榇还。子某更名王常，进之幸舍，潜心摹古，博雅绝伦。人以王生呼之，不测为何许人也。居海上四十年，而始冠其姓，名曰罗王常，字曰延年。余从海上陈大参宅见之，年七十矣。问其居，曰，客顾氏城南别业，明日邀吴伯张往访之，则其居九品亭，延年所创也。视其业，方辑《秦汉印统》，先是顾氏之《印薮》亦出延年手辑，而此《统》更广之。谓余曰，未尽也。乃出元人私印示之，累十余帙不减数千章，其朱文之遒劲者，妙不容言。《统》则伯张镌行，而元印有待。余时赋一诗寿之。遽别去抵虎丘，访友人苏尔宣，则赴伯张招，乃知入枣梨，剞劂氏皆名手也，时丙午首春日。越二年而《统》成，已酉寄我黄山，问延年无恙乎？则《统》甫竣而谢世矣。伯张……庚戌春乃为述其事，走笔广陵乞李太史本宁先生为之叙……
王常，初字幼安，冒太原王氏，号懒轩，晚更号耐轩。顾御医公字世安，子光禄，字汝由；典客，字汝修；大理，字汝和。太学天锡则光禄子也。余从海上识之，伯张名元维，其高谊事未殚述。
潘之恒写《罗龙文传》应该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万历己酉（1609）他得知罗王常死以后为其作传，并于万历三十八年春将此《传》一并寄给李维桢，代吴伯张请李氏为《秦汉印统》作序，这就说明李维桢的《秦汉印统序》应该写在1610年或者之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此本增补重印的时间至少要到1610年以后。
首先发现这段记载的是徽学大家汪世清先生，后由黄山翟屯建先生公布在其《徽派篆刻》一书中。当时翟先生根据此段文献中“余从海上陈大参宅见之，年七十矣。……时丙午春日。越二年而《统》成，已酉寄黄山，问延年无恙乎？则《统》甫竣而谢世矣。”推断出罗王常的生卒年为嘉靖十六年（1537）生，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享年七十二岁。 这就和李维桢所说的不一致了，相差了一年。根据李维桢文集中的序，将原“功绪甫竟，付之奇劂而延年卒”改为“功绪甫竟，而延年卒矣。伯张不欲没其所长，为付之剞劂”，这就很明确地说明罗王常编辑完《秦汉印统》后没有见到印好就死了。按李序所言并结合潘之恒的记载和《秦汉印统》卷一后的标识来看，罗王常应该死在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夏后，享年七十岁。
仔细分析两条史料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在对“《统》甫竣”的认识上，李维桢认为是“《秦汉印统》编撰完了”的意思。这似乎也说的通，因为，无论如何李维桢都是应吴元维之约请而做序的，因此他说法应该是经过吴元维认可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可信程度。而翟屯建先生认为是在“越二年而《统》成”后，而根据臧懋循的《印统序》中：
自云间顾氏《印薮》行于世，一时摹印者，咸自侈其法古，而犹憾其书之易竟也。于是太原王常氏遍购诸博古家，积若干稔，增广若干册，以授新安吴元维氏合刻之，命曰《印统》，盖穷缪篆之变，视《印薮》盖工且详矣。
此段文字说明了《秦汉印统》中所收印章的来源和与《印薮》的区别。同时也似乎让我们感到在臧懋循1608年写这篇序时罗王常并没有死。所以李维桢所言也不足以完全推翻翟屯建的这个观点。因此，笔者觉得关于罗王常的准确卒年尚不能确定，应该在1606—1608之间，但是不论他是死在那一年，翟屯建先生推算的生年为1537年，都应该是成立的。 我们惊喜地在潘之恒的《罗龙文传》中发现，罗王常不但只是收集秦汉印章，同时他也收集一大批元人私印，而且潘之恒见后高度赞美道：“其朱文之遒劲者，妙不容言。”这就说明元代的篆刻艺术水平也得到后人的认同和重视，在社会审美以秦汉印为时尚的时候，人们也并没有忘记对元代人对印章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也对我们如何客观地认清明清时期篆刻艺术的风格传承，理清发展脉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关于《秦汉印统》以及顾氏原拓《集古印谱》所收印章来源的问题，在后来的史料中说法不一，有的人认为主要部分为罗王常父亲罗龙文的藏品，而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如见《民国歙县志》 中有《罗龙文传》，在这篇传中也记载了罗王常：
明罗龙文，字含章号小华，官中书舍人，家饶于财，侠游结宾客，故有德于海寇汪直、徐海，会胡宗宪开府浙江，令招降汪、徐，至则杀之。龙文因入严幕，后与世蕃同死西市。乡人多讳言其事。子南斗，字伯  ，号吴野生、避祸改名王常，字延年，又号青羊生。父子皆工书画，龙文精鉴别，蓄古器、法书、名画甚富。又善制墨，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一螺直万钱，至今人皆知罗小华墨，然真者稀觏。所遗古印章，南斗辑为云间《顾氏印谱》，海阳《吴氏印谱》说者，谓刻印一道自文彭，暨南斗始复古观而何震崛起足称鼎立云
这篇传记丰富了我们对罗王常的了解，这里所说的“云间《顾氏印谱》和海阳《吴氏印谱》”就是指的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和吴元维刻的《秦汉印统》。友人杜志强提供了一则从《歙事闲谭》 中关于罗家的史料记载：
罗小华子孙善摹印
罗逸，字远游，呈坎人。题其族人罗公权印册云：家延年好文博古，以父内史蓄古器法书名画甚富，故得多见往代金石遗文，其共于印章有自矣。内史任侠饶智，佐胡襄懋平岛寇，至今人能道之。又尝仿易水法制墨，坚如石，纹如漆，一螺直万钱。后坐事见籍，独古印章存。延年益校其精者梓而行之。今《云间顾氏印谱》、《海阳吴氏印谱》是也。由是群从中，如子昭伯伦，皆善此艺。惟从孙公权尤酷嗜之。此艺自文博士寿承，暨延年，始复古观。而何山人主臣崛起，足称鼎立，其徒汪曼容最得其妙。曼容授郑彦平、王山子。公权则自山子得之云云。罗逸又有《书家延年集古印谱帙后》一文，与上略同。
这两则史料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记载和史实不大一致，例如把顾氏《集古印谱》中的藏印说成都是罗龙文的旧藏，这当是与史实不合的。
我们不排除在其中可能会有罗家自己的收藏，但是很大一部分应该来自于顾氏自己的收藏，而且就是有罗家收藏，也只能是罗王常的收藏，应该和罗龙文没有关系。关于顾氏收藏印章，在《四库提要》 中是这样记载的：
《印薮》六卷（编修江如藻家藏本）
明顾从德撰。从德字汝修，上海人。是编搜罗古印摹刻成谱，首尚方诸玺、次官印、次私印，以四声部分为次，检阅颇便。凡所收录自其家以及好事者所藏、曾经寓目者，咸以朱摹其文，而详载其释文形制于下。至前人所集如王俅之《啸堂集古录》、赵孟頫之《印史》、吾衍之《学古编》、杨遵《集古印谱》等书并采，掇以备考订。前有隆庆壬申沈明臣序，称从德所藏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可谓至富。序又云，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今卷前亦题曰王常延年编，顾从德汝修氏校，盖同时编次之人也。是书初名《集古印谱》，王稚登始易之，曰《印薮》，说见从德自序云。
这段记载和沈明臣、黄姬水说的是一致的，而罗王常直接参与了顾氏原拓《集古印谱》的编辑出版，沈、黄两序的内容他应该是认可的。而且在他编辑《秦汉印统》时还要把顾氏后人牵连进来，说明哪怕顾氏当年的主要参与者都已经死去，但是罗王常也无法抹去顾家的痕迹。这些迹象都可以说明顾家应该是藏印的主要藏家。而且李维桢编文集时把序中“独古印旧章累累者犹存。而是时云间顾氏取为《印薮》盛行于世”改为“独印章授梓者犹存。而是时云间顾氏《印薮》盛行”，这说明李维桢也发现了罗家被抄家后所藏印章实物留存下来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就改口为留下的是“授梓者”的印刷品。另外，笔者在俞仲蔚的《仲蔚先生集》 卷二十二中笔者发现了俞氏为歙县吴考叔写的《汉印说》，但是其中也涉及了顾氏《集古印谱》所收印章来源的珍贵史料：
今世士大夫名印谓之图书，即汉之私印。王球《集古录》亦采汉印，而郑晔又集七十馀印文，名曰《汉印式》，亦皆无所据。吴郡吾丘子行，工古隶法，与子昂各集印文为谱，当时即以为盛。今传印文殊少汉法，嘉靖间，余至丹阳，孙氏出所藏秦汉玉印三十馀钮，皆私印，铜铸官私印七十馀钮。其钮各异，有龟钮、驼钮、鼻钮，又有阳阴文子母印。孙氏名桢，颇为博古，秦汉魏晋及六朝印文类能辨之。近上海顾氏已购得孙氏印及次第购得三千馀印，其阳文者约三四百钮意皆六朝唐，印文复缪戾不可辨识。至此古法尽矣。汉印多方，颇用隶法最古，刻手亦精，今嗜古者虽极力摹之不能及也。歙人吴考叔好刻印，遂书以与之俾知者所自也。
这些史料都说明顾氏有自己收藏印章，罗王常参与共同编辑了。再则当年罗龙文家遭籍，罗王常被顾从礼所藏匿后改名换姓而躲过灾难的，罗家有收藏印的历史，但是这批藏印在抄籍后能被留下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罗王常用自家流传下的藏印来编好《集古印谱》然说成是顾氏家藏的可能性也几乎很小。因为这些记载的作者都是徽州人，因此有美化过誉罗王常之嫌。
《歙事闲谭》中所记罗逸《题罗公权印册》的史料是非常珍贵的，主要是他让我们知道了罗王常的侄子罗昭字伯伦 也善于刻印。而且知道了罗公权是罗王常的从孙。关于罗公权的师承关系，笔者在《民国歙县志》卷十人物志中见到：
汪曼容刻印师何震，晚年授郑彦平、王山子，山子授罗公权，公权有印谱为时所称。
而一些文章说罗王常晚年教授郑彦平、王山子，这是不可能。因为没有迹象表明罗王常晚年生活在徽州地区，潘之恒也说他是死在上海，而且在《歙县志》中明确把此二人排在了何震学生汪曼容的门下。细查此错的来源，极有可能是人们在读《歙事闲谭》时没有注意其标点断句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