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自由，却……

——读李大唐小说《老狱先生外传》

杨柳岸

说来好笑，我刚读李大唐短篇小说《老狱先生外传》（原载《延河》2013年十一期）开头时，竟然有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查一下《辞海》，看中国人的姓中有无姓狱的。以我以往的经验，中国人姓氏之奇之多，屡次超出我的经验。虽说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并未曾想着付诸行动，但这确属我一时犯迂：就算古时有姓狱的，也早改为姓于或余了，傻子才原意一辈子为监狱为伍。就像司马迁，其后人为避免文字狱，有些就改为姓冯了。这篇《老狱先生外传》的作者，我的这位乡党作家李大唐先生，就非常喜欢我们共同的乡党作家——司马迁，他曾有一次对我讲他的发现：《史记》里充满大量的陕西方言。现在我读他的一些小说，感觉到他的小说写作受司马迁《史记》影响确实不小，比如他近期在《延河》发的几篇小说，都有一种着意于写人物的史传精神，就想为一些特立独行的奇人而立传。特别是《阿G偏传》（原载《延河》2012年十二期）和这篇《老狱先生外传》，小说的语言很特别，既有古文言的精炼，又有陕西方言的传神到位，韵味十足，可谓将二者杂糅而酿成新酒，后味劲道而绵长。而这两篇小说所传人物，似乎也可归入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一类中去。

但是，这两篇小说又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较实，其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奇人异人，而后一篇中的老狱，更多的是一种理念，是同一类人的代表。他记的不是某个人的生平经历，而是其人的所思所想，是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小说叙述语言思辨性、跳跃性强，用超现实主义现代派的手法，描绘了一个经过特殊手术的人，他改变了正常的用大脑思维的习惯，而改用身体其它部位来思考问题，于是，便有了全新的眼光。像如此荒诞派的小说，多年前谌容有一篇小说《减去十岁》，就是这样先假设一个全新的情境，然后人物在此情境下真实表现，尽情释放狂欢，人放下面具，全新露出人性本真。当然，此情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带上面具生活的人们，面具往往就在了脸上，成为人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开来。这是人的宿命。但是，人追求本性却是与生俱来的。这本性之一就是摆脱困境和束缚，渴望自由。肉体也成为思想愿望的“牢狱”，所以老狱就做了多次的手术，就想摆脱惯常的思维定势，能让心灵能有片刻自由。小说结尾写到，老狱其实只是“我书桌一边站着的一个戏剧木偶而已。”木偶何尝还会渴望自由呢，它连渴望自由之心都没有！

 老狱，牢狱之谐，他是在玩了一个小小文字游戏话语场里，。其实想想，文学，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呢？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的五柳先生不求甚解，大而化之。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里那个差不多先生“凡事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后人又续新篇《乌有先生传》，子虚乌有，何必当真？而这篇《老狱先生外传》里的老狱，其实也就是前面文章题目中词语的置换，老狱，牢狱，还是古人高明，用心学到古人难。文坛有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而他这篇小说，可称之为杂文化小说。他以杂文随笔精神而入小说，可谓有创新精神。小说富于黑色幽默感，人物的奇言异行，正话反说，愤世嫉俗。小说中有段子，有议论，有调侃讽刺，有批判。小说写得率性，奇异，闪着智慧的火花，语言自由跳跃。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与渴望，所以这篇小说也可看作是一个现代人渴望自由的寓言。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

小说就是作家寻求自由的工具。如果要说这篇小说的不足之处，我以为正是这篇小说的特色之处：思想的火光肆意闪现，而形象的刻画淡漠不显，似乎思想的步伐远远甩开了现实生活的形象，创新有余而文学原本的内在因素欠缺，小说不像小说了，小说的血肉被思想的光热烤干了。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这是褒义描述。但是，得鱼忘筌，下一次再要捕鱼，到哪里去找捕鱼的工具——筌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得鱼后，把筌也保护好，以便下一次再捕鱼。这里的筌，就是文学的上的血肉，是文学内在的规律性，创新，必须以规律性为前提。生活的土壤越深厚坚实，思想的自由越飞得高远。

2013/11/7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