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男子借钱带患癌老友旅行”的事情引发舆论层面的围观。事情的原委是：54岁的贺湘闽和52岁的梁成是初中同学，俩人相识将近40年。可不久前，梁成被确诊为舌癌，几经考虑后，梁成选择放弃治疗，并找到贺湘闽讲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贺湘闽能陪他一起出去走走。之后贺湘闽准备路费、收拾行李、还借钱买了台二手面包车，然后俩人就出发了。

严格来讲，贺湘闽带着患癌的梁成旅行，更多的意义在于了却心愿，抚慰疾痛。然而当媒体叙事刻意凸显“借钱旅行”和“浪迹天涯”时，舆论层面的情绪反馈便很快进入感动序列，进而开始心疼，紧接着就有人嚷着要为贺湘闽和梁成募捐。

不过在这个事情上贺湘闽也算守本分，他借助媒体渠道就此作出回应，大意是：听说有人为我正在做的这件事募捐，我得知后大为震惊也非常感动，感谢大家肯定并支持我做这件事，但是本人拒绝一切来自社会的捐赠。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事，我不想掺杂其它的东西让事情变得复杂，我只希望在梁老师接下来的日子里陪伴他，让自己不后悔。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人们之所以关注到贺湘闽和梁成，最主要的驱动在于贺湘闽作为友人身份在帮梁成了却心愿。要知道如果是梁成的家属在做这件事，很可能就会被当成理所当然。因为就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属也在用“最后的旅行”抚慰疾痛者。

就此而言，舆论层面从关注贺湘闽和梁成到打算为他们募捐，也只是因为他们关系下的互动让人觉得感动，而非是出于给梁成治疗。这种情况下，如果私下有人愿意捐赠物资，确实也无可厚非，但要是动用舆论影响力搞募捐，相对就要审慎。

正如贺湘闽所认为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事”，大概因为他深知舆论本身有“反脸属性”，所以他才会较为委婉地强调“我不想掺杂其它的东西让事情变得复杂”。事实上，众多的舆论反噬告诉我们，在接受和承受之间，从来都是没那么简单。

有必要强调的是，牵涉到捐赠的使用，惯常认为是被捐赠者已经不能“自给自足”（这是个宽泛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绝对不能用于享乐。基于此再去看待贺湘闽的“拒绝捐赠”，显然他也应该清楚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事”，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归根结底，如果是为给梁成治疗，募捐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了却心愿的旅行，总还是属于享乐层面的事情，即便对于贺湘闽和梁成很有意义，但却不代表对所有人都有意义，操作不好很容易被舆论反噬。

因此贺湘闽直接拒绝掉“好心人”确实也是合情合理，毕竟他带着梁成旅行属于友谊性的精神互动，如果只是因为俩人的友谊被舆论关注到，然而就草率地接受人们的捐赠，那么当梁成离开人世后，也意味着他将被各种质疑。

另外“募捐给人治病”和“募捐给人享乐”表面上看，只要捐赠者愿意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募捐的实际操作及之后的使用问题，但凡有人拿消费细节说事，很可能梁成的最后旅行将用不平静。

依照诺齐克的“获取正义”原则，就是我们所持有的财产在起点上，也就是最初获取的时候必须是“正当的”（合理的）。就此而言去理解“募捐旅游”中“使用正义”的问题就比较容易些，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是捐赠者们自愿的，但是此自愿非绝对自愿，后期还会对物资的使用进行追问。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作为贺湘闽带着患癌的梁成旅行本是纯粹的友谊性实践，可要是突然戴上“使用正义”的紧箍咒，那么所谓的浪迹天涯还能感动人吗？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连人世间的情谊都要被刻意弥合，这场最后的旅行的意义还值得珍视吗？

与此同时，回到贺湘闽带着患癌的梁成旅行的核心触动上，这里应该区分世俗友谊和超世俗友谊。因为梁成愿意提前把遗书写好交给贺湘闽，并且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也就是在路上发生什么意外，贺湘闽也会把梁成带回家，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超越世俗友谊，彻底进入绝对友谊的境地。

一般来讲，世俗友谊虽然也会掺杂精神层面的互动，但是牵涉到生老病死，最多也只是探望层面的互动或是琐事层面的帮扶，真要是上升到身后事的处置上，还是会以血亲关系为主。不得不说，贺湘闽和梁成的关系很不一般。

只是在关注贺湘闽和梁成的事情时，还不能绝对忽略他们的生活秩序。虽然媒体叙事中没有过多谈及，只是谈到贺湘闽前几年离异，至于梁成为何让贺湘闽带着他了却心愿，而不是让家人带着他完成最后的旅行，媒体叙事中并没有太多信息释出。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友谊值得尊重，贺湘闽的拒绝值得敬畏。

原创文章，谢绝转载，首发微信公众号：姬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