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奉节县一名二年级小学生在上学途中，不幸被三条恶犬咬死，随后犬主人被当地警方控制。不过在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协调下，学生家属和犬主人的几位亲属就善后赔偿金问题进行具体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由肇事方赔偿55万元。按照孩子的父亲所称：“考虑到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往后都还要生活，人还是要讲情分的，我们也就同意这个协商结果。”

要知道，“孩子已经回不来”，所以能拿到既定的赔偿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事实上对于类似恶犬伤人的事件，基本上都以和解而终结。因为对于“受害方”来讲，即便知道犬主人有监管责任，但真要是把对恶犬的仇恨转嫁到犬主人身上，“揪住不放，死磕到底”，似乎又不符合世俗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父亲的“和解”的表态，似乎就更容易理解他的苦衷。所以就“养狗规范”及“养狗责任”来讲，即便法理上已经构建起可观的图景，但并不见得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理解和认同具体法理规范的前提是：“犬主人们”是否能以人性的姿态去定义狗性的存在。

说到底，狗宠物化的前提是“被人约束下的狗性状态”。所以要是“养狗”不约束，就等于“狗的宠物化”并没有建立起来，或是狗只跟主人建立起来的“主从关系”。这种情况下，狗要是不跟主人在一起，它就是个不可控的危险之物。

然而对于“狗性”的谈论，总是岔向两端：其一，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这方面的表达不仅存在于市井之间，也存在于各种文艺作品当中，给我们的感觉是无可辩驳；其二，狗就是狗，永远是畜生，所以不要抱太多的希望，以为它们可以走向人的尺度。

只可惜，仅是以两端的评述概括现实存在，似乎总是有些不那么适当。因为无论是人性的异化，还是狗性的异化，总还是属于小概率事件。所以回到既定的悲惨事件里，只能说“小学生”确实不太走运（这里并不是怪“受害者”，而是就悲剧发生的概率性而言的），当然最可恶的是“犬主人”的不自知。

然而就“双方和解”的结果，舆论上的反应也是比较大的。其一，人们觉得一条人命才给补偿55万（元）确实有些少；其二，“双方和解”，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犬主人”的刑责会被减轻，这有违人们“重判”的期待（以重判的方式让养狗人士长点心）。

对于“其一”来讲，人们除却对赔偿数目存疑，更为不理解的是孩子父亲所强调的“讲情分”。对于此处的“讲情分”来讲，其实属于民间对伤害弥合的优选态度，甚至对于数额的确认，也并不是基于绝对考量，而是根据“肇事方”的实际赔偿能力而定的。

至于“其二”，公域的期待是“杀鸡儆猴”，但是作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如果“揪住不放，死磕到底”，不仅会摧毁对方，也会摧毁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便公域层面觉得惩治不能以正视听，但是作为直接的“受害方”，他（她）们有权选择如何处理这场悲剧。

另外，人性是复杂的，狗性也是复杂的。但是，我们谈论的狗性是指被人性浸润过的狗性，要不然狗就跟别的动物没什么差别。所以回到“养狗规范”和“养狗责任”上，作为“犬主人”确实是该严格要求自己，要不然最好不要养。

可是就当下“养狗的现状”来讲，“犬主人”的认识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这导致真正的“爱狗人士”也是比较尴尬，即便他（她）们已经做到极致，但依然很难逃过恶犬伤人事件的扩大化声讨，即便谁都清楚，根本问题不是狗性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养狗并不是真的爱狗，而是借助“主从关系”实现某种精神层面的自洽。这种时候，狗的存在是物化的存在，因为一个人要是连人的死活都不重视，那么所谓的爱狗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每当出现“恶犬伤人事件”后，就总会伴随着批判“养犬人士”的声音，可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从概率上讲，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建立规则，执行规则，以此让多元的存在成为丰富生活的物料。

当然，对于上述悲惨事件中的“犬主人”来讲，可能悲剧发生后，他才知道养狗不管狗意味着什么。只是，为何总有人依靠惨痛的代价才能幡然醒悟呢？据说，三只咬人的狗都是烈性犬，小孩们平时上学都绕道走，就在前几天，这三只狗刚把一只狗咬死，大家也曾找到狗主人反映过问题。

不得不说，“狗不咬人”这句常被遛狗者强调的话是该重新审视。因为所谓的“狗不咬人”最多也只能翻译成“狗不咬主人”，至于路人来讲，“狗作为畜生”真还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尤其是小孩子来讲，在它们眼里跟鸡鸭没什么区别。所以就爱狗人士来讲，请先做好爱护周围人的心理建设再养狗（遛狗），要不然就最好不要养（最好不要遛）。

原创文章，谢绝转载，首发微信公众号：姬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