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母亲江秋莲（以下简称：“江母”）起诉刘鑫（现改名为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庭审阶段已经结束，可鉴于双方争议较大，并未当庭宣判结果。不过“江母方”态度始终决绝，坚持“不同意调解”，这使得案件结局充满很大不确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看过“江母方”对江歌遇害前后刘鑫行迹的复盘视频，大概理解起这桩“生命权纠纷案”就更为容易一些。只是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即便刘鑫在江歌遇害过程中，存在既定的责任，可凶手毕竟是陈世峰，所以案件很大程度上会走向折中处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论调，并不是人们认为“江母”的决绝存在问题，而是同类案件的追责上，是有具体的尺度深浅的。而对于“江母”的不让步，只能说她是在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坦率地讲，“不同意调解”本就代表两层意思。

其一：通过民事维权，实实在在的确认刘鑫对于江歌遇害有不可推卸责任；其二，所谓“不同意调解”就是“江母”不想原谅、也不可能原谅刘鑫，因为她深知女儿的遇害跟刘鑫有很大关系，并且心中的怒气不出，可能她一辈子无法自洽。

就“其一”而言，这是法理对于受害者们（受害者和家属）最直接可触的抚慰。说到底，自己喊疼喊痛，那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只有经过法理的认证，才可能最终成为“救赎的良药”被一饮而尽。

而“其二”的问题，是对于“其一”的强化。甚至依照存在主义的逻辑，生者对于逝者所作出的任何表达和动作，其实多半只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指引和确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江母替女儿讨公道”的决绝，大概更多是为“自我疗伤”而存在的实践，即便她可能不会认可这种说法。

要承认，只有容许“因人而异的意义选择”存在，个体灵魂才能最大限度地走向“自我安放”。之所以这样讲，是在于看待“江母追责刘鑫”的事情上，容易陷入对“我执”的道德性视角。可事实上，对于“局外人”视角的“放下”，对很多“当事人”而言多半是残酷的。

所以有人强调，不要随便劝别人大度或善良，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个体来讲，对所处的遭遇理解肯定是有差异的。而作为“局外人”提供的优选解决方案来讲，只有自认为那样是合理的，才可能进入理性的抉择。

要不然，完全依赖“局外人”的审视去解决问题，就会让个人的感受被严重的压缩，直至走向结构性的道德审视。这种情况下，但凡“局外人”用力过猛，“当事人们”很容易遭受“二次伤害”。所以，对于一件事情来讲，一定要选择多面地去“看见”，只有如此，受害者们（受害者和家属）才能受到最大限度地保护。

另外，这世间的悲剧多半是“连环局”。江歌遇害是戳破刘鑫和陈世峰悲剧的开始，但是她自己的悲剧也同时被正式打开，以至于她的母亲江秋莲也被彻底卷入。只是回到生命美好的原初命题上，江歌要是知道母亲会被推向仇怨的深渊，想必她也会觉得很难过。

毕竟从朴素的亲缘关系出发，江歌要是有所感应，肯定也会想尽办法希望母亲放下仇怨，轻快地度过余生。因为作为女儿来讲，要是知道自己遇害几年后，母亲还是整天以泪洗面，忙着替自己讨公道，应该自己也会灵魂不安。

只可惜，这就是亲缘关系的悖论之处“我为你，你为我”，就好像每个人从来没有真正自己活过一样。尤其在国内，亲缘关系本就边界感很模糊，这使得亲缘关系更容易走向纠缠不清，不仅在内部关系上如此，与各自勾连的外部关系上也一样。

所以，以朴素的视角理解“江母”的“我执”，可能她有多爱自己的女儿江歌，就有多恨刘鑫和陈世峰。所以对于“江母”来讲，我们看到的仇怨性损耗，很可能对她而言反倒是必要的支撑。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铭记仇怨其实就是确认自己还活着。

存在主义思想家们认为，生活是一次艰难跋涉而非浪漫之旅，并坚信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然而，叔本华却又更悲观的抱怨说：“这个世界本就是地狱，在这个地狱中，人类一方面是饱受折磨的灵魂，另一方面本身就是魔鬼。”

回到“江歌遇害案”上，其实就是刘鑫和陈世峰是江歌的“魔鬼”，“江母”是刘鑫的“梦魇”。总之在折磨的循环系统里，他（她）们好像十分默契。以至于遇害者和加害者即便都各自就位并沉默，而在他（她）们的延伸关系里，却依然是刀光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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