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释放”本该是罪犯重获新生的开始，可当它与“刺死霸凌者少年”绑定在一起后，却释出几分悲凉之感。陈泗瀚，那个刺死霸凌者的少年至今才21岁，但他无法回避的“过去”终将成为“未来”的障碍。就如谈及“改判”和“正当防卫”时，他并没有太大反应的说：“就算改判，我的人生轨迹也回不去。我还是在里面待那么久，我还是没读过大学，我还是没享受过生活，我只是会没案底而已。”

要知道，8年徒刑对于一个少年来讲，可谓算“致命的残酷”，而这一切悲剧竟然缘于“食堂小摩擦”。只可惜，此“小摩擦”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小摩擦”，而是校园霸凌者肆意发威的结果。不过“小摩擦”还是走向升级，最终一个少年离世，一个少年被判刑8年。

在既定的媒体舆论及当事人的话语体系中，“反杀霸凌者”已经被拿到台面上谈论，这就说明判决为“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很大，紧接着也就可能迎来“改判”。从这个层面理解陈泗瀚对“过去和未来”的态度，似乎更能体会其中的悲愤和无奈。

说到底，他是不想伤害别人的，只是霸凌的刀锋逼在眼前，本能的反击却成为他此生的遗憾。事实上，以陈泗瀚优异的成绩（常考试列位班级前十名），大概率会有不错的求学生涯。只可惜，一场食堂的风波竟然成为他梦断的前奏。

然而在弄人的命运面前，陈泗瀚并没有彻底放弃自我，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我想自考本科，我也没想好要考哪里，我只是单纯想拿一个本科学历，没奢求太多。”不得不承认，少年的大学梦还在，那种朴素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想法还在，可是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起码在“正当防卫”没被确认，以及“改判”没被落实前，他应该还是会受到或多或少的“社会性歧视”。所以对于他父母持续不断的“申诉”来讲，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并且这也关乎我们如何站在法理的视角去审视校园霸凌。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霸凌者确实可恶，但是他（她）们被反杀的结局却依然是悲剧的。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年轻生命的殒落。因为绝大多数校园霸凌行为都是在无知无畏下实施的，但凡要是有点社会常识，就不会那样去霸凌别人。

当然，悲剧发生就代表永远发生，再去说什么可惜和无辜的言词也是于事无补。很多人回到根本上去追问校园霸凌的悲剧，最终还是会落脚到教育上，但是这里的教育似乎不仅限于学校的教育，更多的问题在于，年少的心灵怎就被较早的充满匪气。

多少年来，每当出现悲剧后，人们都会尽可能地追问背后的缘由。只是人的异化确实太复杂，“原生家庭不幸论”，“社会环境习得论”，“文艺影视作品影响论”等等，总之不同的角度似乎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可人毕竟不是静止的，所以很难说异化是基于那个因素。

另外，在面对校园霸凌案上，还是要以惩治霸凌者为主要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先要搞清楚“霸凌行为的深浅”，再去评价“反击行为的深浅”，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去保护被霸凌者。要不然总是以谁更惨论是非，是很难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坦率地讲，刀锋直逼脑门，为何就不能反杀回去呢？这或许根本不需要去纠结。事实上，近些年有关“无限自卫”和“紧急避险”的探讨已经走向“共识化”，并且有不少类似的案件确实进行了相关的纠正和改判，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法理程序上的进步。

所以，追根究底，“霸凌行为的深浅”和“反击行为的深浅”确实是该有对应的尺度和标准的。就比如，霸凌者打出耳光，踢出飞脚，被霸凌者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反击回去，甚至比这更严重的反击回去，并且造成伤害不用负责（前提是以保护自己为出发，而非是报复性的致命打击）。

与此同时，在看待霸凌者家属不接受陈泗瀚道歉的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以不同的立场进行审视，但这也只是基于纯粹悲剧而言的，跟支持谁，不支持谁没有关系。毕竟对于被霸凌者的家属来讲，他（她）们确实失去个孩子，站在朴素的伦理上，无条件维权也无可厚非（跟法理怎么判无关）。

但是，作为霸凌者的家属一定要清楚，自己孩子被刺死，作为家属也是有责任的，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到精神层面的救赎。要不然，自己的孩子因匪气较重而遭遇夭折，却希冀通过惩治反杀者而进行情理释怀，这只会让恶意循环，悲剧反复。

所以真心希望，如果陈泗瀚在未来能得到“改判”，那么作为霸凌者的家属也请说出那句最善意的话：“我家孩子的死跟你无关，那是咎由自取的惩罚。”这可能看起来有些违背人性，但是想要走向无限意义的救赎，就总需要跟人性对抗一下，而非是不讲道理的站立场。

原创文章，谢绝转载，首发微信公众号：姬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