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有媒体在进行回乡调查走访时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娶妻必备的“车、房、彩礼”等所谓“新三大件”花费飙涨到上百万，结婚花销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要知道，“结婚花销沉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农村地区独有的问题，但是在家庭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结婚花销突破百万，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内的婚恋秩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起码就“从夫居”而言，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坚不可摧，以至于不少“新知女性”在进入婚恋秩序的过程中，已经从强调男性的经济基础走向强调男性物质和精神双基础的诉求。这导致，在既定的婚恋认知上，城乡之间完全是两幅样貌。

也就是，乡镇婚恋秩序，以经济基础为大，城市婚恋秩序，在经济基础之外，还要附加上精神基础。当然，这里是以“大数定律”的判定方式去衡量的，不排除有个别反常的可能性，毕竟影响婚恋弥合的因素实在太多，只能是以普遍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背后的建构。

甚至就“农村娶妻要百万”来讲，它也是个“极值概念”，更多地衡量在于“结婚的花销沉重”，而非是把百万花销作为既定尺度。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近三十年来，结婚花销跟物价上涨是跟随状态，以至于当结婚不能迎来更好的生活时，男性在面对婚姻时也变得日渐谨慎。

在一定程度上，即便媒体总是热衷报道“女性被迫害的事情”，但并不能否认，男性在既定的婚恋秩序中就能全身而退。说到底，“极端的新闻事实”只能代表“残酷发生在别处”，而不能实证它会成为普遍性问题。之所以这样讲，并不在于为“恶男”脱罪，而是对于部分恶的考量，一定要基于整体概况去评判，否则总是有失公允的。

说到底，比起对“男强女弱”的控诉，我们更应该走向对婚姻交换系统的控诉，只有如此男性和女性才能都得到对应的救赎。而非是女性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自己的未来”，将结婚的对价逐步加码，这种境况下，恶男的产生，有多少是出自失控，有多少是出于异化，真还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普遍而言，无论是城市婚恋结合，还是乡镇婚恋结合，“物化婚恋”的问题依然是比较严重的。当然，在具体的物化过程中，“物化女性”属于普遍现象，但也不排除“物化男性”的问题。因为但凡涉及双方经济实力悬殊的问题，就总难免出现“经济狩猎”的事实。

“物化女性”的问题比较常见，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物化男性”的问题却也不能忽视。我们时常会看到“富家丑女”嫁“贫家帅哥”的事儿，但是也总听说婚姻之外有更大的契约存在。比如娘家人豪掷嫁妆几百万，但是前提是“贫婿”发誓永不离婚。

在看待类似的问题上，其实已经完全走向男女无差别序列。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婚姻幸福的建构，还是建立在感情为先的基础之上，这导致但凡有人嫁给钱财，总是会被推向道德的风口，成为永世的身份标签。

另外，虽然我们总看到“男性欺凌女性的现象”，但是在面对婚恋的交换系统时，“男人成为难人”已经是现实图景。要承认，在现实当中，即存在十恶不赦的“家暴男”，也存在飞扬跋扈的“狮吼女”。甚至，就绝大多数乡镇家庭当中，女性当家早已是普遍现象。

这方面的固有印象打破，是要提上日程的，要不然对于家暴的解构是很难走向全面化的。要知道具体家暴的催发，还不只是男女身体力量悬殊的问题，主要在于婚姻建构过程中，彼此都不尊重对方，以至于“我要嫁给你”的潜台词里，还包括“家底拿来”。

这导致，从男性的视角出发，“我要娶你”的潜台词里，自然就会析出“你给我等着”的危险信号。从这两个对立的视角看世俗婚姻的建构，不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但是，这就是绝大多数世俗婚姻的嘴脸，它可恶卑鄙，但人们却也只能硬深深承受。

所以，回到婚恋纷争的缘起上，“两性弥合”过程中的不平衡自然无法回避，这方面主要来自两个家庭主动裹挟的结果。一般来讲，结婚前因女方家庭对男方家庭存在严苛的“经济狩猎”，导致男方家庭会在婚后进行有意识的反扑，比如拿“生孩子”，“做家务”等问题说事儿。

因此，多数婆媳关系的坚冰化，并不在于婆媳之间的代沟问题，而在于两个家庭弥合过程中纠葛的反噬。并且这种反噬最终还会指向中间的男人（“儿子”和“老公”）。过去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缺乏边界感的结果，可事实上，这明明属于“知道边界而故意为之的结果”。

从根本上讲，即便婆媳结构上是“一家人”，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并没有爱的存在。所以就婆媳关系（女婿和岳母）的关系来讲，如果不能尽可能的走向爱的融合，就最好进行空间上的隔离，也就是碰面少一些，以礼相待最好，但这方面的建构，还是离不开中间男人（“儿子”和“老公”）的智慧，不得不说“男人本色”终究无法回避“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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