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樊胜美”之死，伴随着当事女孩亲属对“重男轻女”的回应，基本上算是走向尾声。但对于当事女孩与原生家庭的关系解构，却似乎才真正推开。要知道，无论是剧情版樊胜美，还是现实版樊胜美，最终的指向都是之于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的困境而言的，而非是为纯粹批判原生家庭索取女性而论的。

在一定程度上，比起原生家庭对女性的“超限索取”，可能人们更在意女性能不能被原生家庭当人看的问题，以至于现实版樊胜美母亲在“调解现场”的妆容也成为被骂的焦点。可事实上，当事女孩之死跟她母亲的妆容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这也是绝大多数人都清楚的事儿。

所以，回到现实版樊胜美母亲妆容的声讨上，这更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自我呈现”的选择性偏见。就比如，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人去世，短期内家属是不可以在家中进行娱乐活动的，其中的秩序内涵是：家属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低情绪状态保持，就好像对去世者不尊重或不重视。

但是，这里面存在个大前提，就是家属只要不在家里搞娱乐性的活动，或是不作为主导活动的执行者就行，而对于别人主导的活动，即便是娱乐性质的，也是没有太多忌讳的。所以，回到现实版樊胜美母亲的妆容问题上，还是因为她既定的“超限索取”问题，才会导致舆论层面的“选择性偏见”。

因为，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能对自己内心的感想以及外在的行为有所抑制，只对情境表示那些他（她）感到至少暂时能被其他（她）人接受的看法或者行为。这种表面的，虚饰的一致，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把自己的欲望隐匿于他（她）所维护社会准则的表述之后。

这导致，即便所有人都知道有些行为根本没错，但是就因为犯错主体存在道德及法理层面的瑕疵，就会走向“一损俱损”的境地。所以就犯错主体的情境涉入状态来讲，往往会走向某种双标困境，以至于无论犯错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就舆论层面来讲，人们可能最希望当事女孩的母亲素颜出镜，就好像只有如此才能消解“超限索取”背后的原罪存在。只是，对于这般逻辑自洽来讲，更多是结构性层面的存在，而非是真正存在的因果关联，也就是为单纯加重声讨的力度而强行勾连起的由头，所以并不会成为核心的声讨支撑。

然而，就情境涉入来讲，作为“调解现场”的存在，当事女孩的母亲穿什么衣服，画什么妆容，如果不是“超限索取”的存在，可能这些问题也都不算问题。甚至如果当事女孩的母亲是严格意义上的“好母亲”，可能她的妆容还会被打上“有教养”的标签，即便女儿去世不久。

从这个层面理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双标困境，似乎就更为容易一些。之所以会如此去掰开舆论层面的表现，并不在于为当事女孩的母亲减轻“罪责”（超限索取的问题），而在于舆论介入是非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走向价值中立，有输出更要有保留。

不得不承认，当个体出现在他（她）人面前时，他（她）的行为将会影响他（她）人此刻的情境定义。这导致，一些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给他（她）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她）们作出他（她）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能舆论中的声讨多是为“认知自洽”和“好恶自洽”而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的“没有人在乎”当事女孩及其家庭的苦痛，人们唯一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情绪。所以出现技术层面的“完美公关”就成为一种可能性，因为公共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

因此，对于舆论声讨什么，或不声讨什么，跟所谓的真相没关系，只不过看“当事人们”的所作所为是否触达人们的“情绪阀值”。所以对于“没有人在乎”来讲，可能才是舆论的真相，而真正在乎的人和被在乎的人，往往会被舆论本身所淹没。

所以，在面对具体的行为，事件及是非时，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角度，不再从他（她）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而是从他（她）人面前的个体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可能的走近“当事人们”，体味“当事人们”的冷暖，而非是单纯的寻找情绪弥合。

只可惜，人们活在空虚之中，需要在生活中寻找意义，而帮一个已死的女性挽回个体尊严被普遍认为是有意义的。因为，对于社交舆论上的转发和声讨，不仅可以彰显道德正义，更可以自证品质，无论如何这算是包赚不赔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回到具体的操作上，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去原谅人性中存在的幽暗和无情，不要用毫无节制的言论虐杀一个已经深陷悲伤之中的家庭。说到底，来自舆论的无限正义是不可能让当事女孩起死回生的，但来自舆论的无穷的怒却足以压垮她的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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