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女子“来惠利”已经失踪18天，她所居住的小区范围内，警方能排查的地方都已悉数排查过，却仍未发现“有效线索”。事实上，案件起初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媒体舆论对案情的讨论，导致案情本身被“创作化”。这种情况下，在警方之外的破案逻辑里，就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只是，讨论归讨论，在戏谑之外，争论总要找到落脚处。目前来看，在“创作式破案”中，无论是邻居传闻，还是舆论揣测，都将案情的驱动指向“房事纠纷”。据悉，失踪女子“来惠利”在现有房产之外，还坐拥两套“回迁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然容易勾兑出更为生猛的“争产风波”。

好在，“创作式破案”历经十多天后，最终还是“回归现实”。毕竟，从作案动机出发，“房事纠纷”更能平衡舆论想象力和案情之间的隐秘逻辑。然而，在案情毫无进展的情况下，这些充满“现实主义”的揣测，对“来惠利”的现任丈夫却显现出最大的恶意。

不过，对于世俗性的揣测，也并非绝对的空穴来风。因为，比起想象力之恶，潜藏于人性深处的恶，永远无法估量。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房产是“硬通货”。这种大背景之下，如果“房事纠纷”难平，出现极端的争产方式，就显得不再唐突。

当然，“来惠利”失踪，之所以被定性为“悬案”，更为直接的指向是，在满是监控设备的小区里，竟然寻不到她失踪后的任何线索。这就导致，作为非专业性的外围视角，很容易陷入舆论发酵模式。于是，关于“来惠利”的婚姻经历，家庭情况，经济状况，就会成为主要的揣测方向。

但是，对于已经年过50岁的“来惠利”来讲，婚姻经历，家庭情况已经吊不起舆论的胃口。这种情况下，能引起案情波澜的就只剩下“经济状况”。说实话，“来惠利”坐拥两套“回迁房”，可比她银行有存款显得更引人瞩目。所以，这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传来传去，邻居口中的“房事纠纷”才最落地。

事实上，“创作式破案”对案情进展并没有多大积极的作用，更多的功能在于释放群众的吃瓜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来惠利”的失踪之所以能触发“创作式破案”，并不是案情逻辑决定的，而是作为案情进展更符合普通人参与发散的路径。

就“来惠利”而言，她就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并没有太多社会性的光环，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触发大众舆论的关注。并且，更为关键的是，她的现任丈夫在报案的时候，对案情的交代显得较为戏剧性。比如，凌晨妻子还在，可是早上5:30左右，却不见踪影。

这些描述本来也是正常的，但是，就因为小区的监控设备中，找不到“来惠利”失踪之后的任何行迹，导致案情被打上邪乎的标签。而邪乎本身又是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于是，“业余吃瓜”变成“专业吃瓜”，不管甜不甜，只管大不大。

另外，“房事纠纷”冲破层层可能性，最终成为“创作式破案”焦点，就在于“房事”依然是多数人的头等大事。或许有人会说，房子是身外之物，至于搞出人命吗？可是，在可触的现实里，很多人通过房产交易谋利，竟然能做出“假离婚”的行为。

不得不说，只有不敢想，没有不敢做。与此同时，“来惠利”的婚姻家庭也是相对特殊的。据悉，她与丈夫系“二婚”，与前夫育有一女已成家，与现任丈夫有一个小女儿11岁，现任丈夫与前妻也有个儿子。谈论这些，并不是说，“二婚”家庭有问题。

而是对于国内的家庭来讲，如果当事双方各自在之前的婚姻中都有孩子，那么在之后的婚姻存续中，就会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虽然，这是理论层面的推理，但是，现实中，能处理好的人并不多。所以，人们常说，婚姻还是一手的好，尤其对于一般人。

只是，回到“杭州女子失踪”事件，“来惠利”不管能不能找到，这场“失踪的代价”终究会蜷缩进她的家庭之中。至于，案情之外的“创作式破案”，其实只是“吃瓜群众”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并不会因为案情有不同的变化而变化。毕竟，就算再大的事情，都会成为“关你屁事”，“关我屁事”。

不过，对于善恶交锋来讲，还不单是一个感情层面的斗争，它更是一个理性层面上的吞噬和反吞噬之战。并且，我们会发现，人们常常只会感受善恶，不会分析善恶，只知判断，而不善于理解，只知站在一个角度评判，而不会双向的分析。

所以，对于这场大型“创作式破案”现场来讲，很难说是恩怨的解构，只能说是非虚构的探讨。就如王鼎钧所言：一个人，倘若没有能力享受道德，他（她）一定没有能力享受罪恶。这句话，反过来标定“杭州女子失踪”事件中的“创作式破案者”也是非常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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