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性侵犯”的探讨、追问、辩论,不管是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呈现出“圈子内部的争辩”格局。甚至,在不断的“性侵犯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舆论也都集中在“圈内发酵”,一旦出圈,瞬间就“风浪不惊”,貌似没有人关心,更没有人在意。
就近来的“媒体圈”和“公益圈”的“性侵犯风波”来看,就当事者(侵犯者和被侵犯者)而言,自然就是施害和受害的过程之辩。可要是对于圈内的人来讲,追根究底就是“圈内价值观”的争辩。当然,同在一个圈子内,“价值观”不相同这很正常,但最让人感到惊诧的是,一个圈子内的人不讲“共识”,更不讲“底线”。
或许是“媒体圈”和“公益圈”的人手握话筒的缘故,同样的事情,发酵的速度和势头超乎想象。当事者(侵犯者和被侵犯者)各执一词之后,最喧闹的就是圈内旁观者的立场之辩。而这同时也成为圈内“自我抄检”的一次机会。
讲真,在圈内厮混,谁还没几个“酒友茶友”,尤其在“媒体圈”和“公益圈”的朋友们,功力都在嘴皮子和笔杆子上,这种时候怎能不出来为所谓的“朋友”吼几声。只可惜,当“犯错的朋友”已成“人渣”的时候,所谓的“勉强站台”,就是为虎作伥。尤其,在公义面前,很多时候“勉强的情谊”非但帮不上忙,还可能露出“难看的吃相”。
当然,在近来的“媒体圈”和“公益圈”的内部争辩来看,显然比我们想象的“更混乱”,更“无底线”。坦白讲“性侵犯”已经够让人感到可恶,但当圈子内的人“是非不分”、“彼此指责”却不讲道理的时候,总让人觉得“圈子烂透”没有希望。甚至,在圈子内各种火药味十足的情况下,外围的看客只能骂一句“贵圈真乱”。
不过,在这次“性侵犯之辩”中,作为“舆论茧房”内的自我抄检,有几个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比如“性侵犯”的边界和可能,受害者维权的方式的适当性,当事者(侵犯者和被侵犯者)关系链条中的表态及站台,以及公共表达的尺度和基本常识判断。
抄检其一:性侵犯的边界和可能性。
对于近来的“Metoo”声明,几乎都是以社交媒体中的“圈子”为中心在发酵。受害者的表达方式,基本上都是以回忆的方式在讲述,而且都是发生较久后才作出的声讨。这其中,因时间久远,有人质疑其中的动机。但这种逻辑仅是站在“侵犯者”有利的立场,却没有站在“受害者”对应的困境,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公。
与此同时,关乎“性侵犯的边界”,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意愿问题”,至于是摸什么部位,那只是一种实施具象。这里面就比较微妙,既然是“意愿问题”,能说讲出来的“不愿意”肯定就是“不愿意”,而讲不出来的“不愿意”,并不代表“愿意”。
因为,有太多“不愿意”因“恐惧”(境遇的不可抗因素)而“讲不得”,而且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反抗力量有限,所以能做出“Metoo”声明的决定的受害者,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种突破。另外,作为可能性的“避免性侵犯”,当“弱者”(女性居多,偶发男性)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与“侵犯者”独处,即便独处的情况下,一旦对方行为轻佻,肆意黄腔,就要择时机而动。
不过,有“弱者”(女性居多,偶发男性)专门以色相换取利益,就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从某种层面上是“自愿的”,所以也就算不得“性侵犯”之列,至于道德上站不住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抄检其二:受害者维权的方式的适当性。
从某种意义上,如若“坐实”受害的事实,受害者的维权方式不应该被过分限制。不管是“道德审判”还是“法律审判”,都应该站在“受害者”一面才好。不过,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一些人故意污蔑的可能,事实上担心都是多余的。
既然道德和法律都应该站出来,那么法律审判就应该为道德审判兜底。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存在污蔑的可能,但并不妨碍法律进一步去判断。所以,对于受害者的维权而言,就应该“不设限”,否则“弱者”怎能有被救赎的时刻。
抄检其三:关系链条上的“站台争辩”讲情更要讲理。
作为当事者,不管是“受害者”,还是“侵犯者”,都有自己的关系链条。这其中就存在一个“站台”的问题,不管说不说话,表不表态,都算是“站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在讲情面的时候,更要讲道理。因为,不讲道理的站台,就是猪队友,非但帮不上忙,而且会帮倒忙。
这种情况在“媒体圈”和“公益圈”中,显然表现的比较充分。那些平日里爱憎分明的人,就因“侵犯者”是自己的好友,便瞬间失语,甚至一点态度也没有。这类人还好点,反正就是顾及情面,不说话就完事儿。
最让人感到无耻的是,一些有影响的人,在情面至上的逻辑里,脑子也跟着短路了,在公共媒体上用荒诞的逻辑进行护短,着实让人感到失望和痛心。而这也是这次“舆论茧房”内较为有意义的一环。
抄检其四:公共表达中,知识分子的背叛为何越来越严重?
依照朱利安·班达的说法,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公正的,理性的。与此相对的自然就是浮动的,不公正的,非理性的。只可惜,就现在的公共表达中,基本上趋于后者。不管是普通大众,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以自己愿意相信的逻辑在判断事实,而非是以开放大脑进行信息全面化的判断。
这或许也是近些年来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臭的主要原因。人们所有的情绪都是好恶的触发,而非理性的触发。这使得在表达上越来越没底线,好像只要能搞臭对方,不择手段已经成为一种首选方式,因为见效快,立杆见影。
与此同时,“阴谋论”成为一种高打的主要逻辑,凡事想不通就好像是“阴谋论”,甚至在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谈话中,脏话、黑话到处飞扬,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谓的表达,十之八九是骂街,所谓的讨论大半是“长舌会谈”,而这也是知识分子越来越堕落的主要特征。
最后强调一点,真正健康的社会中,需要的不是“榜样型”知识分子,而是需要常识型,理智型,公正型知识分子,因为大众是狂热的、非理性的,就总需要有人去告诉他(她)们,别跟着一起“耍流氓”(无知的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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