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云南昭通彝良县钟鸣镇一个十八岁女孩，在端午节遇车祸身亡。事发后，肇事司机逃逸，警方全力追查，并悬赏30000元寻凶。就案件本身而言，似乎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因遇难女孩是个“准大学生”，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会清晰的发现，除却对案件的基本信息交代之外，更多的篇幅用来阐释遇难女孩的家境和准大学生的身份。甚至，以女孩身前的学习成绩，以及遇难后家人的表现来实证这场车祸的罪孽深重。

只是，对于同样的“车祸逃逸案件”，为何涉及“准大学生”的案件，就总被特别关注呢？到底是因为结果的刺激？还是因为遇难对象本身，所蕴藏着无限可能，让人们感到惋惜？抑或对于社会舆论来讲，本来就有猎奇的趋向？对于这些不确切的追问，我们有必要逐一厘清。

其一，“肇事逃逸”为何频发？

这实际上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问题本身所反映出的却不只是人性之痛，更折射出整体社会对于人性本身无处安放的尴尬。一个合理的社会中，就算出现交通事故，“遇难者”和“肇事者”应该还是平等的。

而非“肇事者”就弱势，成为“遇难者”汲取利益的“未来无辜者”。这种模式如若不打破，就很难让“肇事逃逸”彻底消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个别肇事者本来就责任意识较差。

其二，准大学生遇难为何会被关注更多？

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是准大学生遇难，就总会被关注更多。某种层面上，也反映出“高考”对人们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高考”虽然并非彻底决定人生，但一定层面上算是年轻人正式开花的时刻，所以就显的很重要。

而这种反差使得，在同样的案件中，“准大学生遇难”就会显得更受关注。而作为乡村的准大学生，似乎更加能触动舆论的情绪，因为有太多艰涩同时共振时，“共情的氛围”一下子就被触发，并传播开来。

其三，撞死“准大学生”的逃逸者为何难过“舆论关”？

舆论上普遍的共识是，“撞死准大学生”的行为本来已经“够可恶”，再加上“肇事后逃逸”的行径，就更加十恶不赦，天理难容，而这也是整个案件持续被关注的主要刺激点。这种情况下，就算法律上对逃逸行为无差别对待，但舆论关层面的审判，却很难被轻饶。

这其中关乎道德逻辑本身，更关乎责任意识背叛的代价。在我们所能触及的“肇事逃逸”案件中，会清楚的发现，除却案件中心的当事者（遇害者、肇事者）是痛苦的，就连他（她）们的“外围”（亲属朋友）也是极其痛苦的。遇害者和遇害者的外围（亲属朋友）的痛苦，相信好理解一些。

不过肇事者和肇事者的外围（亲属朋友）的痛苦相对会被忽略很多。而这其中的人性挣扎，也促使逃逸行为更容易发生，因为在他（她）们看来，只有硬挺才能解脱人性的紧张，要不然只会被人性虐杀，成为“罗生门”中的羸弱者。

其四，关注本身就是道德审判，肇事者正在被舆论追杀。

人们总说不要道德审判，实际上却难以回避这种习性。当然，这也与参与的门槛低有关系。我们都很清楚，在这起“肇事逃逸”案件中，不管是不是外围（亲属朋友），都可以评头论足。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需要为其兜底。

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因事不关己，便开始大肆非议。他（她）们看起来很关心遇难者，但本质上和关心明星出轨一个道理，坦白讲“就是消费”。当然，消费本身也要出一些效果，就是表现出很正义的感觉。于是，在类似的“道德审判”中，大多数肇事者必然处于被追杀的境地。

其五，在不轻饶一个肇事逃逸者的同时，也不要给罪恶过度加戏。

对于肇事逃逸者而言，我们肯定不能轻饶，但我们不能因为遇难者身份的特殊，就给罪恶过度的加戏，这不仅是对法度的不尊重，更是对于案件中心当事者的不公平。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是要问心无愧的，既要无愧于受难者，也要无愧于肇事者，而这才是正常秩序该有的模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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