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河南省太康县王凤雅去世的话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依照主流媒体给出的定论，在王凤雅去世后，其家人所筹资金并未全部用完，而这也得到相关部门的查实，并建议王凤雅家人将除去治疗后的筹款资金退还。但因家属还未透露筹款金额和剩余资金，并拒绝退还引发舆论关注。

就舆论场上所追问的疑点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既然王凤雅所患的眼母细胞瘤，是一种治愈率较高的癌症疾病，而所筹善款又相对不少，为何孩子会最终失去治愈的可能，并遗憾离世？第二个方面，既然王凤雅因救治无果，那么所剩的筹款为何不归还公益机构或者捐赠者？

对于这两个疑点的追问，虽然在舆论上都能讲得通，但绝大多数愤怒者，却并不清楚其中的细节和机理，只是从道德感上感觉“都很愤怒，我不愤怒好像掉队似的”，于是也匆匆加入这场道德审问中，以此彰显自己很有道德。当然，作为少部分真正的追问者，他（她）们或许会尽量的得到更多增量信息，以此拨开这场充满质疑的人性之争。

在媒体的报道塑造中，王凤雅的母亲杨某芹，人设好像已被钦定。就因为王凤雅没有继续留在人间，善款没有全部用于治疗，杨某芹好像就不得不戴上“诈捐”的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王凤雅的死。只是，作为王凤雅的周边潜在的逻辑，却很少有人去过问，就好像她已经离开，一切都被带走一样。

可实际上，对于王凤雅救治的结果，从“救治性价比”的层面上衡量，也存在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以王凤雅的父母为评价体系，亲女儿就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能不能治好，他（她）们或许也不清楚；就算能治好，孩子能不能健康的成长，在未来的生活中受到周遭的尊重，这也是未知的。

而对于王凤雅的母亲杨某芹而言，她对于未来的衡量却是确切的，真实的。因为，在很多地域，一个人小时候有过重大疾患，成年后也会影响婚配。而按照媒体报道的细节，王凤雅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还是唇腭裂。孩子的父亲精神有问题，生活不能自理，并且还有一个18岁的弟弟，在等待结婚。

在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下，我们很明显能得出“重男轻女”的偏见。而这也暗合舆论上对于善款的质疑，认为杨某芹之所以不尽力给王凤雅治疗，是因为想把钱留给儿子治疗唇腭裂，顺便留用填补贫瘠的家庭之用。虽然，从善款的用途上评判，这种资金的流向很不符合捐赠的用意，但从杨某芹的“救治性价比”上讲，好像又能说得通。

而这也确实与“救治性价比”的第二个层面相悖论。作为捐赠层面的考虑，既然认定是治病的善款，就算最终钱都花光，人没有救活，但这依旧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救治的意义本身的衡量，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救治，而非必须救活那个求生的生命，当然，能救活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凤雅的母亲杨某芹显然违背了筹款群众的意愿，而且有悖“救人不救穷”的基本民间共识。于是，王凤雅的离世，就很自然成为一种抄检的开始。甚至，从善款的使用来看，即便王凤雅能活下来，也会受到追问。当然，这种追问本身没什么问题，怕得是将追问变成尖刀，猎杀活着的人。

对于杨某芹而言，就是个普通农村妇女，贫瘠的生活和狭隘的认知早已浑然一体，或许她根本没有想到“捐赠的善款”还会被要回去。在她看来，好不容易因“女儿的救治”得来巨额的钱款，自然会打起“不正确”的主义。但她却不知道，她的“不正确”会让更多的“王凤雅”失去被捐赠的机会。

这一点上，杨某芹确实做的不好。只是，透过杨某芹，我们也能更清楚的看到，在农村的广阔土地上，“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很严重。不管是否贫穷，生不出儿子就是不罢休，甚至，从王凤雅的疾病和她弟弟的唇腭裂来看，也能反映出，他（她）们不怎么考虑“优生优育”。而孩子的死，对他（她）们而言，有时候就像一只小猫小狗死去一样。

很多人说，杨某芹是个没人性的母亲，虎毒还不食子，她却舔着孩子的血继续过日子。实际上，这其中的人性交织，不只是亲缘关系的一面。从生活的角度上而言，可能贫穷才是最大的死敌。因为穷，他（她）们认为生儿子更有用，因为穷，他（她）们活在性价比的世界里难以自拔。

就像很多农村，时常发生一些不孝子弟的事情，很多人总谈教养问题，道德问题。可回过头来看，却发现是物质贫穷导致的道德羸弱。而这种时候，对于杨某芹而言，我们除却要让她归还善款，还需要知道她的孩子“ 王凤雅已死”。

追究终将该追究，但不要失掉起码的初衷，如若说是因为杨某芹的监护失职，王凤雅“被死亡”，也希望在处理杨某芹的错误时，人们能以更大的善意，去理解一个农村妇女，在穷困面前的错误抉择，发生的就永远发生了，但我们更需要将其打捞，让其更好的对待剩下的四个孩子。或许这样，王凤雅的死才不至于那么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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