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学生江歌之死的宇宙里，正义的气球越来越膨胀。江母的声嘶力竭，旁人的情绪愤懑，整个事件的“原罪”集中在道义成本上难以自拔。真相到底是什么？门为什么没打开？实际上，在江母心中早已有答案，只是她更希望通过刘鑫之口说出所谓的“真相”，还自己一个“心安”，给女儿一个“注解”。

从法理上讲，江歌之死凶手不是刘鑫，但舆论上的围堵却胜似刘鑫。这种以道义宇宙为准绳的逻辑，实际上已经不只是头一次这样搞，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我们依旧要弄清楚，正义宇宙和法律范畴的边界关系。要不然江歌之死所发酵出的“道义宇宙”终将杀死刘鑫的“一念之差”。

事实上，从事件的发展以及舆论的发酵已经证实这一点。不管是媒体的评论，还是大众的审视，都认定刘鑫的个人道义“严重不足”。这种一面倒戈的局面，不管怎样都不是解构事件的正常秩序。说到底，江歌已死，江母生不如死，但舆论的不理智并不会让他们减轻一丝的痛苦，某种意义上只会加重江母的痛苦和事件边缘者的内疚。毕竟，任何痛苦的承受者都是当事者们，至于旁人就算再愤怒，也只是别人家的悲剧。

当然，这样的“事件发酵”，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意义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但作为社会人而言，在面对一件因道义不足而促成的悲剧时，克制和容忍依旧是争取更大尊严的基础。刘鑫的道义不足肯定和江歌的惨死有关，但我们也不可回避，在生死面前人性中的“本能回避”。

某种意义上，从刘鑫与江母的见面对话中，也能看出为何门没有开？为何从刘鑫嘴里说出的真相和江母想要的真相不匹配？说到底，刘鑫的内心是恐惧的，恐惧凶手，更恐惧道义缺失带来的生活失衡。于是，整个会面中充满支支唔唔，显露出束手无策的窘态。

坦白讲，真相早已有底色，只是看谁说出这个真相。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刘鑫打开门，或许今日听闻的惨剧很可能是两个女生的悲剧，道义上是很满，但代价就是多一条人命去补位。这种舍身取义的人设，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价值消费个人观念的逻辑。这种解构的方式和真相的弱点一旦契合，就很容易蒙蔽更重要的价值释放。

江母而言在痛苦中希望得到慰藉这无可厚非，但要是整个社会跟着一起“表演痛苦”、“制造悲愤”，大抵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人性本来就不完美，于是才会用法律去补位。而对于人性的思考而言，实际上克制和容忍往往更容易接近真相。

那些对异端的迫害，对异己的摧残，对不同角色的拷问，都深信自己不会错，于此就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立场不同的选择。这一点上，江母深信不疑，但对于她特殊的位置而言，还能理解。但要是旁人跟着情绪化，打着道义的幌子泄愤，或许一切就已经变味儿。

如果说当初刘鑫的选择不道义，那么为实证已经可推理的真相，公布刘鑫及家人信息的做法着实也不道义。很多事情要是多面的去体察，大抵就能看出人性的本来险恶，为达目的不罢休。唯一不同的就是，谁前谁后的问题。

如若说的更实际一些，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抓住一个有道义缺失、却无法律瑕疵的边缘人物进行暴力围攻。说到底，江母的心中有太多“如果刘鑫开门的假设”，只是悲剧从来不会“假设开门”，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如此难以释怀的悲剧。

不管如何假设，刘鑫的“一念之差”已经被江歌之死发酵出的“道义宇宙”厮杀的片甲不留，从道义的一边来看，好像我们的社会突然变得正义满满。但转念一想，真正关心江歌生死的也只有她的母亲，不管是愤怒还是泪水。

我们很难相信，在一个不敢扶人，医患焦灼，互害成群的社会里，人们能对别人家的悲剧会那么关心。但我们却能笃定一个真相：“绝大多数人是在表演维护正义”。因为成本很低，却又能驱散大环境所带来的信任焦虑，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随着江母的足迹，成为“道义宇宙里”那些不折不扣的“扫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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