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的一则报道让人感到很是惊悸，2015年6月以来，南京乘警支队多次接到高铁旅客报案，他们乘车时携带的笔记本电脑、iPad等电子产品在下车时不翼而飞。路地联合协作，嫌疑人终落网。对于这样一个盗贼，尽然是一个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民警在其住处发现一本“死亡笔记”。笔记上赫然写着“一个不留，软硬不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有最狠，只有更狠，坚决坚决。”据陈某交代，这些都是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希望报复这些人，甚至是杀了这些人。至于所谓的伤害，也许只是一个轻蔑的眼神，一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诸如此类别人根本不会介意的小事情。却成了他眼中的一个大问题，尽能写下血书，准备复仇。

    对于这样的新闻，一边是出其不意的大盗形象，另一边却是锱铢必较的小人心理，看起来有点滑稽可笑。从新闻中的叙述来看，从小经历贫穷的困扰，带有很强的自卑感。貌似又是一个十足的弱者报复实例。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不好好找工作，却走上了偷盗的路途，而且心灵极度扭曲，写下死亡名单，整个充满杀气的一个小宇宙，让人着实感到一阵冷风。对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老用道德逻辑去评判也不会看到太多光明，因为对于弱者来讲，道德根本没有那么多约束感，反而会平添更多愤怒和杀气。

    从高铁大盗的行为来看，专门在高铁等富人聚集区进行作案，其实多半有仇富的心理在作祟。弱者的报复心理，首先是针对强者，最后也会走向同类，尤其仇富的群体心理更是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平均的习惯。富人在中国社会被当做是财富与权利的结合体，因为有了财富他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权利，而这种行为与我国的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相违背的，如太平天国时期的“无处不均匀”强调的就是在各个方面达到利益的平均化。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平均”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公平，也就是公平主义。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公平理论则认为，人是社会的人，进行社会比较是人的天性，追求公平是人的基本要求。所以，一旦出现极端的倾斜，就会导致弱势群体内心发生翻腾，容易走向极端。

    就如新闻中的高铁大盗，首先是对富人层面的相对仇富，所以劫富。但是慢慢地，也会对同类进行仇视、敌视，最后走向锱铢必较的地步，这种扭曲的心理其实在现行的社会里，存在很多。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极端的案件，灭门案，校园惨案，爆炸案，或许都是这些弱者们的惨烈愤怒和无奈的杀气。在仇富这种社会现象中，若个体将富人的富有归咎于一些外因，如非法的手段、好的运气、好的家庭背景，而把自己的贫穷归咎于没有好的运气，没有好的背景，这种归因方式便会使个体产生不满，从而产生对于富人的对抗行为。与之相反，若是个体将自己的相对贫穷归因与自身的内部原因，如不够努力，能力不足，那么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马斯洛形象的把个体的需要比作金字塔，不同的需要处于不同的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当个体满足了低一级的需要时才会开始追求更高一级的需要。在很多情况下，某些富人的不当行为严重影响个体对于自尊需要的追求，同时也阻碍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信息传播流畅性和人口流动性的加强，社会比较的可能性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个体更佳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另外，我们可以将这种比较看成一种挫折。根据多拉德等人提出的“挫折攻击”理论，若我们无法处理好这种相对剥夺感，便会产生一些后续的攻击行为，而仇富便可理解为具体表现。事实上，我们的这种社会比较也可能是通过不正确评估而造成的，在这种错误的评估之下也就产生了仇富心理。

    从这些理论的源头来看，这样一个高铁大盗也并非真的是十恶不赦。或许从问题源头看，这位敢于写出“死亡名单的”毛头小子其实也是社会的受害者，正是大好青春好时光，却一身杀气，这种社会逼出来的戾气也着实让人感到很悲仓。没有卑劣，就没有报复。因为卑劣，所以才会“杀气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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