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力挺江西省委书记拍砖“官不聊生”

                                        作者：姬鹏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人民日报发文《感叹“官不聊生”是十分错误的》，基本格调一反官员常态，却也很接民间地气。按照强卫书记的理论，反腐到了高潮阶段，相信公务员就不免会有“官不聊生”的深刻体会。从科员到一把手或许都失去了过去的那种光环，私下聚会吃饭也得便装出席，因为不是世道变了，是体制在改革。有的担心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有的认为严管干部影响发展环境，虽然饭不敢吃了、礼不敢收了，但事情也变得难办甚至不办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地方的形象和发展；有的觉得现在要求严了，当干部不自在，感叹什么“为官不易”“官不聊生”，进而“为官不为”，当“好好先生”。对于这样的给力言论，或许点赞是必须的，而且要将这样的言论深入官民的内心才是长远之道。

　　对于以上的一些疑问，我一直在想，在中国如果把公务员比作政治公民，那么相对的就是经济屁民。所以从源头上将，就是这两股力量在博弈，要不“民不聊生”，要不“官不聊生”。所以单从社会学解读，其实就是一场二分法的博弈之道。

    不可否认，一些公务员心理负担过重的本质原因是其“屁股不干净”。但是，如果一些位高权重的岗位贪官迭出，“前腐后继”，那么就不应仅仅反思这些“老虎”、“苍蝇”们的个人因素，而更应深思其背后的制度和文化根源。更应换位思考一下，那个部长如若不是“刘志军”，换成张三李四，会不会出现“N志军”。

    在相似的环境里，人总会犯相近的错误。因此，预防腐败远比惩治腐败重要，加强与预防腐败相关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对公务员最大的关心和爱护，也是排解公务员心理压力的最佳方式，而非仅仅是管束官员。很显然，在预防腐败上，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很多买官卖官的公务员原本衣食无忧，社会地位较高。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加压力”，宁冒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也要力争升到更高的官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很多官员心中“官位的高低”已等于“人生价值的高低”，至于做了高官后能否做实事，则往往不是他们所看重的了。

    就像大学里很多老师一样，一生汲汲所求的是职称的高低而非学问的大小。可是，高职位不仅是有限的，且“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知何处见顶。既如此，为何不“开一扇窗户，换一个方位思考”：在人生的价值坐标里，能否以做实事来替代做高官，不以职位高低论是非，而以是否为民办实事、好事论是非。如若这样的话，即使今天制度再不健全，即使一些岗位“不腐败就很难立足”，风险很大，怕也能谨守一颗平常的心，过着一份从容恬淡的日子。如此，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压力排解、心理调适问题。只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过于“务实”、过于“唯物”的社会大环境里，讲出这种类似奥斯托洛夫斯基“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般的高调，恐怕不会有任何效果，甚至还会引来很多质疑。

    官员们宁冒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也要往上爬，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执着的背后，实际上也有某种社会文化的激励甚至“强迫”。君不见一些人当了十几年副处没提正处，当了十几年副教授没升教授，见了老同学就自然而然地有点“不好意思”；可一些人做了高官没做实事，当了名教授实际上是“包工头”和“老板”，并没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成果，却不仅不被人看不起，反而还被社会所“崇拜”、“敬仰”，自己也觉得挺“红火”的，毫无自省之意。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风气很多时候激励的是当高官而非做实事，是高职位而非真学问。因此，要想真正给公务员减压，使其能带一颗平常心去为官做事，仅仅从制度和个体角度去改革或调适是不够的，社会文化上的洗心革面才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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