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限定数额”怎让中学生满嘴飙粗话？

                                                 作者：雅典娜二叔
  
    雅安地震的时候，我还在银行的“奥特曼”机器上取钱，这倒不是我神机妙算，打算提前做好准备，为雅安“备捐”，只是正常的花销需要而已。晚间的时候，当我看到全国各大卫视都满屏四川地震的字眼后。我才突然感到亡灵的序曲，因为不时的数据在说明，同胞们不幸遇难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又要捐款了”，而且是“限额捐款”。这样的揣测在昨天的公交车上如实的印证。几个小学生对于生命还没有太多感触，倒是对零花钱颇具话语权。说到捐款的事情，几个学生愤懑不堪，各种粗话一气合成，他们抱怨学校限定捐款的方式，并且对于学校只公布“数额超百”的捐款学生名单表示不满，几次动用粗口，以表示对“捐款限定数额”的做法表示抵抗。
   
    笔者记得，从小学读到大学以来，各种形式的捐款已经不少次了，并且每次都不落下的，虽然捐款数目并不是很多，但这样的形式于学生来说又有什么意义，也许你们会说让他们从小培养爱心，但真正的爱心是靠这样的捐款来进行的吗？靠一种以形式上的活动来体现爱心，请问我们的孩子又如何的懂得爱心的真正含义。如果你到任何一所小学，让孩子们来回答爱心的真正含义和内在是什么，我想95%以上的孩子会用千篇一律的话来回答，而他们的回答也恰恰是一种似懂非懂的意思，这说明什么，难道我们作为老师和教育部门的就不该反思吗？在国内，捐款以数目的多少论英雄，而某些学校更会以孩子捐款的数目来排名次，这是一种什么行为，难道不就是去抹杀那些捐得少而没有上榜的孩子的心理吗？这样的行为难道不就是正在助长那种攀比的心理吗？虽说学校一直教育孩子以客观的心理去对待，但真正的行为和指导上却差之千里，不得不让我们想到是不是因为学校领导的面子问题。对一些有困难的个人和群体的帮助是一种爱心，更是一种责任，这也是做为每一个人来说最起码的社会责任，但更多的却需要我们来自内心的一种使命感，并不是形式主义。

    说实在的，从笔者的角度来看，毕竟中学生还没有收入来源，这样硬搞，只会成为部分有钱家庭孩子炫富的诱饵，而那些家庭一般的孩子只能勒紧裤腰带勉强为“限定数额”买单。从大的视角来看，慈善不应成为负担。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量力而行就好，心意尽到了就好。在号召捐款方面，不应过度营造一种“比捐”的氛围，让学生们在这种“隐性强迫”之下承受不得不捐、不得不多捐的压力。从雅安地震进入公众视野的那一刻起，已有不少社会单位和个人加入了捐助的行列。眼下的当务之急仍是抢救生命，而再往后，则是繁重的灾民安置和灾区重建工作，各界的捐助活动也会掀起高潮。

　　说到地震捐款，不少人或许对汶川地震时期的情形记忆犹新。彼时山河失色，举国同悲，人们都希望能为灾区做点什么，捐款成了表达爱心的最好载体。爱心无从度量，款项则可比较，一些人将捐款的多少作为衡量他人道德水准的标尺，发现谁没捐或者捐得不称自己心意，便发起猛烈攻击。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王石身陷“捐款门”事件。汶川地震发生后，万科为灾区捐款200万元，在当时，这笔款项同动辄上千万的捐助相比，确实不算多。此后，王石又作出诸如“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的表态，结果成为众矢之的，饱受质疑与批评。迫于舆论压力，王石在灾区为“捐款门”事件公开道歉，万科公司也随即提出捐助1亿元重建灾区的方案。但即便如此，一些人仍然不依不饶。现在回过头再看这件事，再咀嚼一下王石说过的话，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善款是传递爱心的载体，捐多捐少都是心意，就算不慷慨解囊，也不能成为判定道德水准低下的依据。将捐助活动化为道德大棒向他人挥舞，本质上是一种无知和霸道，同善与爱并无太多关系。而在形形色色的强捐、逼捐和比捐背后，更暗藏着利益和算计。一些单位领导将捐款同政绩挂起钩来，生怕自己单位的捐款总数落于人后，丢了颜面，引得上级不快，因此不惜采用各种方式逼捐。还有些单位同各类慈善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强捐背后隐匿着权钱交易、资源交换等上不得台面的勾当。当捐款同权力和心机缠绕一处，只会变得面目全非。

　　诚如王石所言，“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量力而行就好，心意尽到了就好。在号召捐款方面，媒体和舆论也不应过度营造一种“比捐”的氛围，让企业和个人在这种“隐性强迫”之下承受不得不捐、不得不多捐的压力。

　　再过几天，各式各样的捐款活动会密集出现。政府也好，企业也罢，应该倡导和宣扬的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慈善文化，而不是大搞动员式的慈善秀。捐助榜可以有，但不必过分渲染比较，相关单位更不能给员工下达硬性指标，让捐款成为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