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遭批评杀死厂长背后
         　           作者：二叔
    一向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却成了一个不爱文字爱屠刀的地方，孔庆东曾在自己的节目里就说，中国大学教育怎么了，是专门教杀人的地方吗？还有多少杀人学院在中国存在呢？不管孔庆东出于什么姿态说这些话，作为大学生这都是整个群体的耻辱。从4月1日，一名姓汪的旅日留学生回上海后，在机场向前来接机的母亲连刺了数刀。上海警方透露，其原因是在日本上学的儿子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争执，以及此前，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因为驾车撞伤26岁女工张妙，看到张妙在记自己的车牌，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连捅8刀致其死亡。到今日谈到的大学生遭批评杀死厂事件，无一不是心理扭曲作祟。

     
    大学生的命运请社会给予帮助而不是推责任？

    三起案件，一个受害人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一个是陌生的路人，一个是自己的未来上司。但是，三个大学生的行为却是如出一辙，都是操起锋利的刀子，向自己不满的对象，连刺数刀。按理说，大学生已经是成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应该是有理想、有理性、有知识、有文化、有礼貌、守法纪的人，但是，两起新闻中，这两个大学生，却像古代目不识丁的草寇，像传说中冷血无情的“刀客”，“不如我意者，吾必杀之”……事实上，就连水泊梁山上最鲁莽、最没有文化的黑旋风李逵，都是个大孝子，对母亲是至诚至孝。而历史上许多杀人如麻的“刀客”，也还信守一个“妇孺不杀”的信条。但是，如今这三个大学生的所作所为，除了让人们痛心疾首之外，更引发了我们对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和如何成为合格的父母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思考。
    对于杀死厂长的事件，追溯到去年2月26日，大学毕业不久的李宗熙，因认为厂长在言语中有意针对其而将厂长杀死。昨日，他被控故意伤害罪，在广州中院过堂受审。去年8月，该案曾在广州萝岗法院开庭，后经萝岗法院报送，转由广州中院审理。庭审中，被害人白守川的家属及其代理人坚持认为李宗熙犯的是故意杀人罪，要求法庭判处其死刑。据指控， 2010年2月26日18时许，李宗熙为泄愤报复，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水管、砖头等作案工具到广州市萝岗区乐丞朗化工公司门口附近守候，待厂长白守川出现，李宗熙即使用砖头、铁管殴打白守川的大腿和上身，并用水果刀捅刺白的右胸部、右上臂和右大腿，致其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白守川系受锐器作用致股动脉、股静脉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而后，李宗熙拨打电话报警，并留在现场等候公安人员处理。
    出现在法庭上的李宗熙，比半年多前显得略瘦了一些。在强调自己只是想吓唬一下白守川，他并没有向法庭请求轻判，只是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后果，请法院依法判处。”李宗熙说，在2010年1月8日前，他与厂长白守川没有任何矛盾，两人关系的分水岭是在1月8日车间员工会议之后。在李宗熙的记忆中，在那次会议上白守川说：“有的员工学历高，但没本事，有本事你还能在这里做普工？”在李宗熙看来，这段话是针对在1天前与主管李某发生口角的他说的，因为当时在厂里只有他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做普工。在1月9日的员工例会上，白守川又提到他懂得不少计算机知识，李宗熙再次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一次“炫耀”。“他说了很多计算机专用词汇，而且每次说这些专用词汇前都要说一句"对不起，我知道"。”李宗熙对于这个“对不起我知道”感到非常刺耳。白守川还说：“工厂里有的员工脾气很大，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喜欢砸东西，现在我在这里，你砸给我看。”李宗熙说，尽管他从来没有在厂里砸过东西，但依旧认为白守川是在针对他。对于白守川的态度变化，李宗熙也显得非常敏感：“我从生活细节上也能看得出他对我很反感。在1月8日之前，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会笑着点头，但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无法忍受厂长的“针对”，李宗熙向白守川提出辞职，白守川问了他一句：“去哪里发财啊？”这再一次刺激了李宗熙。2010年2月26日，已经辞职的李宗熙来到工厂门口，等着厂长白守川下班。“我对他的怨恨是一点一点堆积的，我要教训一下他，然后再向他问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看到白守川与另两名同事结伴走出工厂后，他大喊一声“喂！”随即用砖头砸向了白守川的右腿，又操起了铁水管。李宗熙说，在打斗的过程中，他不敢抬头，低头在白守川大腿的部位砍了一刀。
    对于李宗熙的行为，笔者认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有三点。第一，从作案工具上看，李宗熙首选的是砖头，次之用铁水管，最后在争夺中才使用了刀。第二，从伤害部位上看，李宗熙并未击打要害，受害人的三处创面均非人们传统认为的要害部位，第三，在白守川倒地后，李宗熙立即停止了加害，可见他认为报复目的已完成，因此加害行为完结。公诉人指出，李宗熙之所以从昔日的“天之骄子”，到现在变成被告人受到审判，是其扭曲的尊严观在作祟。在自认为遭受不公平待遇时，他实施有计划有预谋的报复。然而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来说，其实这是两个低情商的悲剧。笔者看来，李宗熙这个“优秀的”员工之所以会做出让自己也后悔不已的事情，不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同时更是我们社会里“情绪素养教育”的缺失。
    李宗熙的违法行为是因为高能量的愤怒情绪爆发所致，他本人认定是由于受到厂长的言语刺激引发的，因果似乎很简单。但是，如果从人类的心理规律来看，一件事并不一定会激发出某种强烈的情绪来，因为在李宗熙听完厂长的“指桑骂槐”后还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在他自己的脑海里还对很多信息进行了加工、重组、扭曲，情绪会在自己的思前想后里变成一个心灵风暴。这样的心理“蝴蝶效应”对于那些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人会特别的明显。
    根据美国情商之父戈尔曼的理论，一个人只要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在影响自己，他就有机会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李宗熙的情商要是再高一点，他会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已经左右了自己的行为，他如果能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会被改写了。
    根据戈尔曼的情商理论，一个管理者是需要学习如何批评的。戈尔曼认为批评是管理者的第一要务，显然，厂长本人也不是一个情绪素养足够高的管理者，他并不能了解自己的言语会伤害到其他人的情感，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内心的焦虑和自卑，让自己成为一个缺乏同理心的管理者。一个对下属的情绪反应忽略的厂长，遇上一个心理压力高压锅的李宗熙，自然会互相看对眼，较上劲了。这是两个低情商人的悲剧。
    如果要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笔者认为，社会要更加重视情绪素养的教育，需要让管理者懂得同理心的运用，需要让心理活动能量极高的年轻人懂得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和获得情绪管理的技能和素质。国外的企业会应用EAP（员工援助计划）来帮助员工处理好个人的情绪困扰，在儿童教育的时候就会灌输情商提高的教育。这些才是社会和谐的预防之道。有好心情的员工，就会有高绩效的企业，有高情商的社会个体，才会有整个社会的幸福感。
    文尾，笔者，流火不流泪，看淡名利是非，这些个杀人的畜牲，既是他们个人与家庭的悲哀，也是现代教育的悲哀。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教育，根本的根本，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有理性、有爱心的社会人，而不在于他上了什么大学，或者考了什么高分，如果说中国教育还没有“断气”，就请给大学呼一点新鲜气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