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思南之八 

                    理学大师李渭

   时光的流逝确如孔子所言，辉煌或黯淡都将一去不返。大浪淘沙，许多曾经的泡沫与喧嚣随波而去；当涛声渐归消隐或沉寂，那些积淀于历史深处的往事，才会浮出我们的记忆。而李渭，无疑是乌江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他对贵州文化的影响，深远及今。梳理地方典籍，让我们依稀看见乌江边一个哲人的行踪，诗人的背影。

    李渭, 字 氵是之，是贵州明朝时期屈指可数的著名理学家之一。其出生年月不详，根据现有资料，只能大致界定在明武宗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李渭的祖先原籍陕西，元朝时随军征战到思南，官授功显校尉。明朝洪武年间，又改授蛮夷司副长官，并定居思南。李渭的父亲李富学识渊博，教子严格。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李渭不负众望，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乡试中举，先后担任四川华阳县（今为成都）知县，安徽和州知州、广东高州府同知等职。隆庆年间，调任云南省左参政；万历元年，升任应天府（治所在如今的南京）中南户部郎；万历二年，调任广东韶州知府。晚年卸职还乡后，李渭在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普济亭（后名观音阁、中和书院）、小崖门点易洞、为仁堂等处讲学传道。并在中和山留有“中和”等摩崖墨迹。其时门徒众多，学生云集。先后有江西的赖家谟、徐云从，本地的冉宗孔、胡学礼、田唯安等人师从学习。他们承续李渭的思想，在各地传播，影响一代人文精神。李渭的儿子李廷谦，也于万历十三年中举，担任贵州贞丰教谕、国子监助教等职，弘扬父亲的学说。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渭逝世，葬于思南府城河东万胜山麓。万历十七年，思南地方官民为其请建专祠。明万历二十七年，郭子璋担任贵州巡抚，将李渭列入《黔记》的理学传中，并另作《参政李渭传》。思南后人将其讲学的中和山普济亭命名中和书院。专祠后来被毁，其墓亦毁于文革，如今甚至连遗址也几乎难以辨认了。

    但历史并没有完全失忆，文化的光芒辉映天宇。王阳明的乌江之旅、龙场之悟，在蛮荒的贵州土壤播下了哲学的种子，催生了贵州本土的理学三大家，而李渭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立志成圣，秉持“中和”与“为仁”的儒家思想，重视“躬行践履”的治学方法，突出强调“行”的地位，实践了儒家最高的“圣人”人格，在贵州的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中独树一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渭一生著述颇多，《明史·艺文志》中就收录了他的《先行录》，其他的则多已失传，在理学方面的著述有《毋意篇》，含《大学》、《中庸》、《易问》，还有《简寄》、《杂著》、《家乘》、《大儒治规》等。

    推根溯源，李渭的理学思想应追溯到宋明理学。所谓宋明理学，指宋、元、明时期的新儒学，亦称道学、性理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它将传统的儒学哲理化，以抽象性、思辩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这个学术文化思潮，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批判佛老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佛、道等思辩哲学形式，将单纯伦理性的旧儒学改造为具有思辩哲学色彩的新儒学。理学的创始人是程颐、程颢兄弟二人。程颐还曾受贬到重庆涪陵，在与乌江交汇处的长江北岸点易洞悟道。

    二程逝世后，理学内部出现两大分野。朱熹发展了二程之学，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构建了程朱道学；另一派继承者陆九渊、王阳明，创立了陆王心学。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王阳明的心学发展了这一理论。在被贬贵州的三年里，王阳明龙场悟道，逐步完善了“致良知”的心学理论。

李渭就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他在治学中，李渭先后请教过蒋信、谌甘泉、耿定理、耿定向、罗近溪、邹元标等理学大师，而这些人都是王守仁的学生、私淑弟子，其学术思想对李渭的影响不言而喻。李渭还与王守仁的在贵州的再传弟子孙应鳌、马廷锡相互切磋，情谊深厚，惺惺相惜。正是阳明心学的直接影响与自身的勤奋好学，使李渭最终成为遐迩闻名的贵州理学三大家，阳明心学的贵州传人。

    李渭的理学思想，可从几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就是其“必为圣人”的人格观。

    在求道治学的过程中，李渭曾将“必为圣人”四字刻于居所，用以自警自励。由此可知，李渭是将圣人人格作为自我追求的最高境界。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做“圣人”。通过治学这一途径，通向圣人的最高殿堂。

李渭是立志成圣的实践者。他不仅好学不倦，而且时时事事以圣人为人生标尺。作为官员，他一贯清正廉洁。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发生在他廉州任职期间。有一天他梦见三条大蛇缠绕身体，挥舞大杖才将其赶开。恰好第二天就有属下官员贿送珍珠金银等物，他义正词严地予以回绝，并自嘲道，昨晚的三蛇梦破解了。

他在任职广东韶州知府期间，治地内盗贼蜂起。他分析百姓为盗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府与官吏的贪欲造成了百姓的贫困。因此告诫下属，自我警醒说：“不欲二字，千古弥盗根本。倘多欲则身为溪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盗？弥山中盗易，弥心中盗难。”将官员的贪婪视为百姓为盗的原因。强调克制私欲，弥心中之盗，体恤民情，减轻百姓负担。

    以上事实说明，李渭正是宋明新儒学立志成圣理想人格的忠实实践者。他以一个凡人之身，努力地攀向圣人的高地。

    在思南县城西面中和山石径旁的一方巨石上，有一处 “中和”摩崖至今犹存。这是李渭当时在思南府城中和山普济亭（后名观音阁、）、小崖门点易洞、为仁堂等处讲学传道期间所书。后人据此将山名为“中和山”，将其讲学的普济亭名为“中和书院”。而李渭留下的“中和”墨迹，可以视为其精思熟虑后的思想总结，书面表达了他追求“中和”的宇宙观。

    他这种追求“中和”的宇宙观，以及其它的理学思想，基本上可以到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中找到源头，这也可以证明李渭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

而在政治上，李渭倡导“为仁”。在思南讲学期间，他曾将城北的一处学馆命名为“为仁堂”，后人遂称此处为“为仁书院”。

    对于理想的“为仁”图景，李渭作了如下描述：“是日阳和清穆，云行鸟飞，天地生生，大德洪畅。两间在坐者，长幼循序，答问取次，诵书歌诗，肃肃雍雍。渭曰：此即仁，何以加诸？” 这与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国何其神似。

    明朝的贵州理学界，成就最高的有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这三人都是阳明再传弟子。三人学问各有所重，孙应鳌主张“以求仁为宗”、以“天人合一”为求学的始终，以“慎独”修养为学问的落脚点；马廷锡主张静中求性，“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而在知与行关系的认识上，李渭则强调道德实践，以“先行其行”为学问的宗旨，其着力“躬行”的治学方法独树一帜。

    可否这样认为，李渭虽为贵州宋明时期的理学大家，阳明心学的传承者，但其思想在很多方面似乎更接近旧儒学，与阳明心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后期流派大相径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哲人远矣，安可怀也。

    李渭还是一位重要的乌江诗人。儒家的价值观重道轻文，将诗文视为“末技”，但李渭的五言诗写得中规中矩，意境古雅、自成高格。

    据不完全统计，《思南府续志卷之十〈艺文门〉》保存下来的李渭之文有《思南府学射圃记》、《修思南府学碑记》、《修观音阁碑记》、《务川县迁学记》、《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等，而诗有《圣岭春耕》、《中和山》、《白泉渔乐》、《桐崖鸣凤》、《三台丛桂》、《真源洞月》、《德江晚渡》、《嵇公泉》等篇，多以思南地方风景为题，五言体式，按照地域分类，是个名副其实的乌江诗人。

    在《三台丛桂》中，“本仁以种之，灌溉元穆浆”的句子让我们感受了贯穿其一生的“为仁”情结，诗人和哲人的身影在这里合而为一；而《圣岭春耕》的“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又让人读到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与抱朴守拙的处事哲学。但哲学的追求不是流行歌曲的市井狂欢，而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注定要与孤独结伴，于是我们在《真源洞月》“一鹤自丁零，千峰散虚白”句子中，看到了诗人一鹤丁零的自况，雾霭茫茫的彷徨。而《嵇公泉》，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嵇公昔垂钓，传闻于此泉。披云寻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眠。”诗中古雅空寂的意境令人神往，又隐隐透出佛老的气息。

    也许，李渭是乌江文化的一个标高之一，他那些形而上的深奥求索，我们已经难以窥其真谛。但这种历史的追怀，却让我们的精神得以从世俗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