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作人，不仅无聊，还抑郁。无聊在于他的“旁征博引”，一篇小文，也就千把来字，他总可以“引文”至五六百字，常常是一大段引文后紧跟着又是另一段引文，他老人家不过在各段引文后稍加点拨，仿佛他的用力就是“一两拨千斤”。我常常困惑不已，难道他真的以为我们读他的文章即是为了那一大段一大段的引文？如果真为引文而去，干吗不费点心思，把原文找来读，还得在他的文章里看“残篇断章”。有人说梁实秋先生的有些小品文读来有“应景”嫌疑，这大约因为先生的小品文诞生之初便是专栏形式，当然不乏有敷衍的时候，周先生要和他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倒觉得周作人先生最擅长的就是“应景之作”。写一篇文章，摞七八本书在书桌上，未及着墨，文章就已完成七八分了。周先生自嘲为“文抄公”，这是一招聪明棋，自己先说了，免得授人以柄，虽是同一个词，自己说和别人说，究竟是不一样的。至于他在各文中体现的思想，用两个字形容：中庸。当“中庸”成为人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倒是挺柔和的，处处与人为善，人们喜欢与之结交，那是因为生活中没有必要处处摆明立场，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但如果文章里也常常是这般，说着谁也不得罪的话，像沙龙里英国绅士刻板的殷勤，便是了无生趣的。周先生老是一副老好人的模样，无可，无不可，有时感觉他不那么真诚，仿佛读者都是孩子，没必要说些严肃话。

“知堂”丛书中的一本，《苦雨斋谈》，读了一个星期，还不及一半。我向来有读一本书便一读到底的习惯，中间不穿插任何其他的阅读，我觉得这样有助于自己对全书获得一个整体的观感。但这习惯，在《苦雨斋谈》面前就徘徊了，撂下它不管，心里矛盾，我读书没有半途而废的习惯，何况是“名家”，也总感惴惴，怀疑自己有眼不识泰山；继续吧，那种郁闷，消沉，真是难以形容，勉强着来读，强迫着来读，我渐渐发现我先是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每当拿起书，就仿佛学生时代听父亲的“训话”，心里烦躁不安。后来，眼睛开始作怪，先是干涩，继而发红，发胀，后来不涩，也不红不胀痛了，又开始发痒，奇痒难忍，恨不得把眼珠子给抠出来，中医说是“湿热外泻”，湿热？不是太憋闷了吧？

这生活真是，要寻一本自己非常满意的书，好比要找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总是不那么恰到好处。缘分是勉强不来的，我自己当然不会在这方面犯糊涂。只是口碑和宣传有时是件令人犯难的事，比如说周作人先生，我是循声而去的，总的来说，我喜欢散淡平定的风格，宣传也是这么给他定位的。如若在书店撞见他，翻翻，我是决计不会买的，即使从前有此打算，从今也会断了这念头，不管是大甩卖，跳楼价，甚至白送。网上购书就有这样的弊端，你只能瞅见封面和题目，文章内容是怎样也看不到的，加之各种各样的推销手段，我在不明就理的情况下，也是俗话说的，两眼一抹黑，买了，还直感庆幸：乖乖，“名家散文”咧，四本一套，才这么点钱，划得来……

至今，“知堂”丛书稳稳立在书架上，书籍的装帧倒是极雅致的，只是再不敢轻易下手了。钱红丽也说她读周先生没有收获。我想，在书籍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有说不的权利，即使在当头有一只“经典”的紧箍咒罩下来。

刊发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6期生活圆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