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 融入文化遇挫时,这是最好的态度
(2012-03-09 1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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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 |
分类: 成长路上(2012) |
下面的故事来自汪小武和胡琳著作《哈佛两姐妹》。这两位是伟大的父母,不是因为两个女儿都上了哈佛,而且收到美国所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是因为他们超越平凡的育儿历程。
最近我和乐爸有一些关于在美国社交的探讨。我给他讲了两姐妹的故事,他拍手叫好,十分认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读下面的故事,我不禁想起乐乐刚上0-1岁班时,班上举办感恩节聚会。老师给所有的父母送了礼物,讲了表达感激的话,唯一没有给我的礼物,没有给我的话语。我宁可相信老师不是故意的,我始终也不相信老师是故意的。可是在热闹的教室里,我感到十分孤独,十分迷惑。
华人在美国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做一个参与者(participant),而是如何成为贡献者(contributor),组织者(organizer),和领导者(leader)。真是很有意思。就像打游戏一样,一关一关闯。呵呵。
摘自《哈佛两姐妹》--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在珍珠河镇定居后,我们开始寻找和打听有关女童子军的消息,希望能有机会加入。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所以我们决定先与罗克兰郡的女童子军组织取得联系。拜互联网所赐,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罗克兰郡女童子军组织的联系电话。在罗克兰女童子军组织的协助和介绍下,瑶瑶加入了我们临近一个镇的女童子军。凯西则歪打正着地加入了我们镇的一个女童子军,这一组女童子军里的女孩还都是她的同学。
女童子军的活动非常活跃,一般由一位女孩的母亲统领。她们学手工,讨论活动,做义工,露营,野炊,给美国驻伊拉克的士兵写信寄包裹,募捐路费去非洲帮助那里的孩子,等等。
我们不仅积极鼓励孩子们参加女童子军活动,自己也积极参与其中。
有一次,凯西所在的女童子军要烘烤100个苹果派募捐,需要大量的苹果,那么就必须要有人去说服农场主捐赠苹果来帮她们完成这一义举,我带着凯西揽下了这一任务。接下来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联系农场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赞助,但是没有任何收获。时限越来越近,怎么办呢?我想到恒心和勤勉或许会感动农场主,便嘱咐凯西准备好说辞,并穿上女童子军的制服,再带上女童子军的介绍信,亲临农场请求农场主的支持。在我开车去农场的路上,让后座的凯西反复练习该如何开口。
谁知,到了农场,凯西却怯场了,躲闪到一边开不了口。没法子,我只好帮她们女童子军游说。战果还不错,第一家农场主捐了两大箱苹果。凯西的胆小让我很意外,我一直认为凯西能说会道,喜欢与人打交道,怎么在这节骨眼上打退堂鼓了呢?我很气恼也很泄气:
“凯西,这是你的责任啊,你为什么像乌龟一样缩在自己的壳子里呢?”
接着,我们再接再厉,直奔第二家,但是扑了个空,找不到农场主。我们没有停留便奔向第三家。
在路上,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万事开头难,我理解你有点胆怯,但是我们做的是义举呀。我希望你能试一试,借此机会锻炼自己。”
在第三家,凯西终于带着羞涩开口了。我们得到了三箱苹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开口有那么可怕吗?”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凯西有点不好意思了。
一天之内完成100个苹果派的制作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女童子军的领队借用了教堂的场地,我们大家一字排开,开始了大工业般的流水作业,洗──削皮──切块──加佐料──封合,母亲们、姐妹们与女童子军们一起奋战了一整天。看到100个苹果派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我们大伙儿欣慰地相视而笑。
女童子军的活动经费,大都由孩子们自力更生解决。童子军的队员们每年都要极力推销饼干,这是她们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有的孩子摆摊设点销售,有的孩子则积极向亲戚朋友兜售,有的父母帮孩子在工作单位兜售,有的老板为了支持女童子军的活动,甚至出钱团购,每个员工一盒。
2010年,凯西所在的女童子军为了筹集活动经费,让孩子们设计给美国驻伊拉克的士兵写信的信笺,并准备在女童子军中销售,售价为一美元一张。凯西的设计被选中,于是她将设计方案拿到一家叫 “订书针”(Staple)的办公用品商店复印。谁知,彩色复印的价格本身就要一美元一张,这下凯西傻了眼。想到美国人对童子军支持的习惯,我鼓励凯西上前去解释复印信笺的用途。果然,对方问了凯西所在的女童子军的番号并查对后,给了半价的优惠。这下可解决了筹集活动经费的问题,凯西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事情不要想当然而需要沟通的道理。
在加入女童子军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孩子得到了锻炼和考验。由于镇上99%都是白人,我们的介入似乎让某些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凯西加入女童子军之后,也遇到了层层阻力,遭受了一些不公正对待。
每当凯西所在的女童子军有会议时,队员都会收到领队的通知。唯独凯西是例外,凯西常常是在与其他孩子的闲谈中无意发现某某日将有会议。难道领队失落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找不到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开始我们这样猜测。为了不漏掉下次的会议,我与领队核实了她有我和凯西的电子邮箱地址和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但是情况依旧没有改善。我明白了,不通知凯西不是偶然忘记而是有意为之的。“作为女童子军的一员,参加会议和活动是你应有的权利。她们想把你踢出来,没门!”之后,凯西每每从别的孩子那里打听到消息后,就堂而皇之地赴会,而且不带有情绪地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因为我们必须认清现实,撇开人们的歧视偏见,昂着头做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凯西经过多年的努力,2008年得到了女童子军的银奖,银奖是女童子军第二高的奖。我们由衷地为她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在别人的冷眼下熬过来确实不容易,但她还是坚忍不拔地挺过来了。不料在我们的兴头上,又有一瓢冰水当头浇下,让我们冷彻心扉。2008年6月8日,当地的报纸《我们的城镇》(Our Town)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镇上女童子军得银奖孩子的名单,并附有得奖孩子们的合影。我们看到凯西在合影上的微笑,兴意盎然地往下读,“什么?没有凯西的名字?”“怎么会呢?”我丈夫觉得不可思议,“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做得这么明显。”我们数了数照片上的人数:43人,其中凯西是唯一一个得奖的非白人。而报上只有42人的名字,唯独没有凯西的名字。凯西难过得眼泪直掉:“我要问问我们的领队,这是为什么?”“让它过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就是现实。对此凯西深有感触地写道:
女童子军是一个拥有数百个分支机构的全国性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其成员的勇气、信心和个性发展,最终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她还为自己的成员提供广交朋友和了解社会的机会。我被这个组织深深吸引了,在小学成为了她的一员。然而,我在女童子军中的活动经历却是那么的有欠完善。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被正式分配到了一支女童子军。几个月后过去了,我没有得到女童子军领导的任何消息。出于好奇,我向同一个女童子军的几个同学打听有没有消息,令我惊讶的是,她们根本不知道我与她们在同一女童子军,并透露,我已经错过了几次会议。我很困惑,主动联系了女童子军的领导,核实我的联系资料,以确保她们知道我仍然感兴趣。我也请与我在同一女童子军的朋友给我传递她们未来活动的任何通知。这样,感谢我的朋友给我的信息,我终于参加了我在女童子军的第一次活动。为了确保我在未来能得到通知,我再一次将我的联系资料抄送给了女童子军领导。
一次又一次,女童子军领导继续拒绝通知我参加活动,我只能仰仗朋友们传递消息。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一次又一次地联系女童子军领导,甚至呼吁当地女童子军理事会,希望他们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我也偶尔会收到女童子军领导给我的活动通知,但我还是不得不依靠朋友才能得到信息。
在该地区女童子军银奖的颁奖仪式上,我们所有的得奖者一起合了影,并把合影照片刊登在一份当地报纸上。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我发现照片旁的注解里,我是唯一的没有列名的得奖人,也是一群白人中唯一的亚裔女孩。我以为这是一个失误,于是我认真地阅读了具体的报导,在列出的所有银奖获得者的名单中,同样没有我的名字。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加上以前那么多次,我感到万分沮丧。
为了绕过这种不平等,我决定自我发展,创建了义工服务小组(VSG),这样我同样可以参与社会活动了。自VSG成立后,因为是从我们的学校招聘成员,所以发展得很快。我们曾帮助多个社会慈善组织进行社会慈善活动,并成功开展了一些短期和长期的项目。通过志愿服务,我和VSG的其他成员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和赞赏。
现在,我仍然是一个女童子军成员,但我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奉献社会,结识新的朋友。我把在女童子军的遭遇,当做是了解现实生活的一课。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障碍,但是它们是阻挡还促进我们向前的步伐,则取决于我们自己。把这些障碍看成我们的锻炼机会和挑战,我们就一定可以逾越它们,从而找到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