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晚，昆明市禄劝县7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五男二女）相约在罗某家喝酒打牌，一直玩到凌晨6点才睡觉。早晨8点左右，女孩徐丽却趴在罗家楼梯台阶上停止了呼吸，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经警方现场侦查认定为他杀。6名少年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5人相继返家。警方认定六人之一的于建华为嫌疑人。于母杨女士在派出所看到了儿子的笔录，于建华承认他要与徐丽发生性关系，徐丽不从便将徐按在床上，从背后把衣领揪起将徐勒死。杨女士在看守所看望儿子时，于建华哭着对母亲说，自己没有杀人，他不知道徐丽是怎么死的。于还说，有个戴墨镜的警察打了他好几个耳光（都市时报）。

女孩徐丽被活活勒死并弃尸于室外，案件性质与影响实属恶劣。警察经现场勘察后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一定是有了充分的事实与证据支持。既然如此，警方在审讯嫌犯时，就没有必要对于某“带着墨镜打了好几个耳光”，毕竟嫌犯是未成年人，如此殴打恫吓逼其承认杀人明显违法。按相关规定，“公安机关询问未成年人时需要有监护人在场（不便通知者除外）”。

当然，昆明警方审问少年嫌犯于某仅仅是“打了几个耳光”，较比张作海所遭受的“五花八门的刑讯”，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是在国人一致谴责“刑讯逼供酿冤案”之时，昆明警方审问嫌犯还敢大打出手顶风犯纪，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大凡侦破命案，需要缜密的研判，仔细的侦办，“蛛丝”不遗漏，“马迹”不放过，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办案质量。否则，光靠“打耳光”破命案，玩不好就会“打了自己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