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家”是稳定的标志，哪怕这个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空空的房子，也能够让人的心踏实下来，找到归宿的感觉。张玉香说她在帮儿子守家，守住这个她在城市里给儿子找下的归宿。

从进城务工者到留守人员，角色的转换是如此的迅速，让这位叫张玉香的农妇始料不及。尽管她在城里有一个家，有一套虽然很小但足以让很多人羡慕的住房，有一个固定的擦鞋摊位，每天或多或少都能够有一份收入，但她始终没有把自己当城里人，她说城里的房子是买来给儿子居住的，现在儿子出去打工了，她和老伴只好帮他守着，等有一天儿子回来后，她就和老伴回到乡下那个叫翁片的寨子去，只有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张玉香的擦鞋摊就摆在我上班的必经之路上，一个装着擦鞋工具的小木箱，一把塑料椅子就是她的全部家当。这个地方本来不准设摊，也许是看在她残疾的份上，一直以来，从没有看到城管对她的摊位进行干涉。除了雨天，每天上下班，我都看到她静静地坐在摊子边等待需要擦鞋的顾客到来。由于不是交通要道，也不紧邻闹市，大多数时间里，她的摊位都显得冷冷清清，大部分时间上下班经过那个地方，都只是看到她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里等待。

调到杂志社上班后，我成了她的长久顾客，给我擦鞋，她总是小心翼翼，先用湿抹布把鞋上的灰尘抹干净，再用干抹布细心地把鞋面擦干，才均匀抹上鞋油擦拭，一遍又一遍地，直到鞋面光亮为止。她从不像别的擦鞋者那样擦拭完鞋油后再用石蜡把鞋面打一遍，让鞋子显得光亮，她说那样对鞋子不好，长期抹石蜡很容易让鞋子皮面起皱。

和她相熟后，每次给我擦鞋，她的话总是很多，从她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到她的家庭情况，她和丈夫都是残疾，育有一儿一女，女儿职院毕业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双双在外打工，家中只有他们两夫妇。她的丈夫一点重活都不能干，每天只能在家做做家务，煮煮饭，连出门买菜都很吃力。

挣下这个家的不易张玉香已经对我念叨过若干次了。每次我坐到凳子上让她帮我擦鞋，她一边给我擦鞋一边就对我唠叨她的家，唠叨她的丈夫，唠叨她的女儿和儿子，唠叨他和丈夫在城市里挣下这个家的不易。她的唠叨总是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以至于每次一坐到她面前的凳子上，还没有等到她开口，我的心中就开始复述起了她要对我唠叨的内容。

从农村来到城市，张玉香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或许还带着一点传奇色彩。其实我本不认识那个远离城市的小寨子翁片，但是张玉香用她的唠叨硬是把我带进了那个至今我都没有去过的小寨。二十八年前，翁片寨子二十岁的残疾姑娘张玉香和比她大十六岁的徐成树私奔，从翁片出来后就一头扎进了城市，开始了城市的流浪打工生活。

翁片就像是一幅古趣盎然的水墨画，一点一点地从张玉香的叙述中走出来，慢慢走进我的记忆中。在这幅画面上，一个少女站在村口小河上的一座古石桥上，凝视着远山，少女身后的河岸边是几棵枝繁叶茂的古树，透过古树延伸过去，是沿河伸展开来的一长溜田畴和田畴边一排排古旧的房屋构成的错落有致、宁静和谐的村庄，少女的前方是石桥牵引出来的一条掩映在翠竹丛中的小路，小路往远处牵扯着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迷茫青黛的远山。这是一个在我的意识里完全模糊的少女，她的面容包括她的身体都被笼罩在一种目光所无法企及的孤寂和宁静中，让我着迷又让我困惑。一直到今天张玉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天天等待在那座古老的石桥上，因为残疾，在村子里读完小学的她无法像村子里的其他姐妹那样走到更远的镇子里去上中学，家里的父母和哥姐也不强迫她去参加他们的劳动，她就这样天天来到小河边，天天站到石桥上，天天守望着，期待着，直到有一天，那个常年在外浪荡，一直不好好干农活，被寨子里的人称为“浪子”的徐成树在桥上碰到她，问她想不想跟他出去闯荡时，她毫不犹豫地就跟着徐成树走过了小石桥，走出翁片，走向了通往山外的路。

张玉香开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徐成树私奔，她只想跟着徐成树的脚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打发一个人孤单地站在石桥上守望带来的寂寞和无聊。然而跟着徐成树走到城市，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后，生活已经由不得她自行去选择了，在进入城市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做了这个比她大十六岁的男人的女人。张玉香和徐成树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在距她家乡不远的邻县县城，在县城边一家简陋的个体旅馆里，白天徐成树到县城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张玉香就躲在旅馆里看电视，在那个县城呆了一个星期后，害怕张玉香的家人找来，徐成树又带着张玉香，离开那个县城，辗转走到了另一个离家更远，比县城也更大的城市。

张玉香的叙述中带出来的她和徐成树走过的十多个城市，大部分除了地名她还能够说得清楚外，城市的轮廓恐怕连她自己都记不住了，好几次她说到那些城市的时候，都会张冠李戴地把那些城市的所属省份说错。对于这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村妇女来说，省属位置的概念她一直很模糊，但是她所走过的城市所在的方位她却记得一清二楚，在哪过城市干过什么活，做过什么事她都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虽然走过十多个城市，虽然她和徐成树的两个孩子都生在城市，但是在城市里她和徐成树都一直过着盲流的生活，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租住在那些城市边缘的个体小旅馆里，后来就在城乡结合部租房居住。“因为不是自己的家，尽管有个遮风挡雨的窝，很没有安全感，碰到城市查户口什么的，就得匆匆忙忙搬家”，张玉香如是说。因为一直没家，和徐成树私奔出来后，他们一直没敢要孩子，直到一九九六年，辗转来到这个城市，花掉多年的积蓄，买了两个蓝皮户口，他们才放心地在城市里租房定居下来。

户口有了，张玉香和徐成树堂堂正正地成了城市人，接着他们又在城市生儿育女，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中。对于家，张玉香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这个话题中她诉说得最多的就是她的一双儿女，似乎那才是她想要唠叨的主线，而她的丈夫除了年龄比她大，除了不能干重活之外，仿佛就没有值得她诉说的东西了。我一直以为张玉香只是对我一个人唠叨她的家事，但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张玉香的唠叨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而应该是长期养成的一种习惯，只要有人到她这里来擦鞋，她就会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诉说，不管别人听与不听，她都会说得头头是道。也许是很多人烦她唠叨的缘故，久而久之，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大爱在她那里擦鞋了，特别是一些老顾客，路过她的鞋摊时尽管鞋面很脏，也不再有人坐到她面前的凳子上。尽管生意越来越冷清，越来越没活可干，张玉香每天还是守在路边的固定位置上，还是静静地等待着有人坐到她面前的凳子上，等待着向她服务的顾客敞开她的话题。

在我的要求下，她带我去看了她的家，那是一个不足七十平米的两室一厅小居室，因为在一楼，光线特别昏暗。在那个家里，我见到了她的老男人徐成树，这个在建筑工地上摔断了两根肋骨的老男人，如今已经不能干重活了。除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其实，买下这个房子的钱就是这个老男人的工伤补偿款，说白了这房子就是他用命换来的。我不知道在他的心中，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房子到底占着多大的份量？徐成树的话很少，问一句就说一句，如果不问他就一直不说话，不像张玉香那样唠叨起来就没完没了，和这样的人沟通起来特别困难。尽管我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引诱，还是没能从他的口里把我想听到的内容引诱出来，一问一答的过程中留下的很多空白时间里，他在沉默，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想问什么。

看得出，城市的家还是让男人有许多不快乐，这种不快乐是长久的，也是压抑的。后来我从张玉香那里了解到，男人干活摔断肋骨后，曾想拿上补偿款回老家去居住，可是却遭到了张玉香和儿女的反对，那个时候这个城市的房价并不高，用那笔补偿款买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很充裕，在一家人的撺掇下，他一狠心就买下了这套房子。房子的标志就是张玉香一家从此后成了真正的城里人，标志着他们不光在城里立得住脚，还在城里有了一套产权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因为在城市里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因为双方都是残疾人，张玉香和她的丈夫还首批领到了这个城市的低保，按理说他们应该很幸运了。但是张玉香的丈夫却不这样认为，这个年轻时一直不好好干农活，一直在外到处流浪的人，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却反而生出了思乡的情愫。他无时无刻都想回到那个叫翁片的小寨子去，这个男人在我准备离开他家的时候说出的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虽然他在城市有了一个户口，但他内心一直很清楚，只有翁片那个地方才是他真正埋身的地方。

徐成树还没有回翁片，女儿和儿子却先后离开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家，二OO八年，从职院毕业的女儿离开这个城市，踏上了东南沿海的打工之路，女儿一走，除了偶尔电话联系外，张玉香和徐成树再很少见到女儿的身影；二OO九年，高中毕业的儿子高考失败后也离家走上了打工之路。儿女相继离家后，这个家一下子就空了，家里的日子更愈发显得空旷和落寞。也许是徐成树的情绪感染了张玉香，她近来的话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了思乡的情愫。她告诉我儿子已经在外边谈了媳妇，等儿子成家把房子交到儿子的手头后，她就和老伴回翁片去，然后就在那里养老送终，不再回城里了。

城市房价的直线上扬让更多的人越来越感到了家的重要，尽管张玉香和丈夫所居住的屋子因为受四周高楼的遮挡而变得阴暗潮湿，再加上她和丈夫都不善收拾，家中到处都散发着呛人口鼻的霉腐味，但我还是为他们感到骄傲，毕竟这么多的进城务工者，能够在城市拥有一套房子的人几乎是微乎其微。张玉香和徐成树两个残疾人，不光在城市立住了脚，还在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光凭这一点，他们就值得让人敬佩。因此，当张玉香对我说她要守住这个家，把家转交到儿子的手里她才放心时，我理解并赞同了她的观点。

张玉香的儿女一直在外打工没有回来，张玉香和徐成树也一直没能够回到乡下去。张玉香每天仍在路边摆着擦鞋摊，重复着我初认识她时就看到的那种一层不变的生活。偶尔我还是会坐到她面前的凳子上，请她为我擦鞋，然后心不在焉地听她不断地唠叨。这些唠叨让我知道了她虽然在城里有个家，但其实她很寂寞，所以我从来不会打断她的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