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有这样一段记载：东汉延熹年间，刘宠出任会稽太守，他废除繁杂的行政措施，简化苛刻的执法程序，严禁非法的“公务”行为，会稽全郡因此而大治。因其政绩突出，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中央政府擢升他为将作大匠。离任的时候，有父老数人从若邪山（今绍兴市东南）山谷走出，每人拿一百钱要送给刘宠，说：“我们都是山野村民，从没见过郡政府。只知道别人当郡长时，派官吏到民间，不是捐税就是征夫，到了半夜里还不停止，有时狗叫的声音彻夜不绝，人民哪里能得到平安呀。阁下您到职后，狗从来没有在半夜里叫过，人们再也看不到官吏。想不到啊，我们到了垂老之时，才遇到这样圣明的盛世啊。当听说阁下您要抛弃我们而去，我们老哥儿几个商量着、互相扶持着，专程来为您送送行。” 刘宠激动地说：“我的政绩怎么能担当得起父老们如此的夸奖呢？实在是劳苦各位了！”这些钱，刘宠是不肯接受的，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了一枚最大的收下留作记念，然后鞠躬告辞。因此，刘宠有了另外一个称呼，即“一钱太守”。

由此看来，一个人担当了父母官，其在位期间究竟干得好与不好，老百姓自然看得最清楚，心里也最有数。刘宠为绍兴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老百姓真诚地感谢他、拥戴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百姓历来最注重实际，所以对那些能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的官员一定是要感恩戴德的。

当年，羊祜任南郡（今荆州）郡长，一心一意为南郡人服好务，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无论用人还是处事都尽量做到公道、公平、公正。当南郡人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后，普天皆哀。集市之日，百姓竟罢市痛哭，街巷悲声相属，连绵不断。吴国守边的将士也为羊祜落泪。羊祜的仁德，可谓感天动地。羊祜在襄阳任职时，喜欢游览襄阳市南的岘首山，他逝世后，襄阳人在山上专门为他建了纪念碑和祭庙。每到节日，祭祀的人都忍不住呜咽流泪，遂该碑被称之为“堕泪碑”。

这座“堕泪碑”何时湮没的，不得而知，反正一直到唐代的中叶还很有名。有诗为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公登岘山》）”。李商隐赠杜牧的诗中也有“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的句子。据说，近年襄阳人重修了“堕泪碑”，一方面为当地的旅游平添情趣，另一方面对后人也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中国百姓历来爱憎最分明，因此对那些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官吏必定是痛恨之极的。

据史册记载，明朝时福建有位叫陶垢仲的廉吏弹劾薛大方贪暴，薛大方反诬陶垢仲贪，两人打官司到京城，结果事情终于大白于天下。薛大方获罪，陶垢仲官复原职。百姓知道后，争相传言，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去后地无皮。”。

常言道：“爱者愿其生，恨者咒其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初安禄山祸国殃民，不但他生前人们诅咒他，石家庄市西 15公里处的获鹿县，唐朝时名为鹿泉县，就因安禄山反叛才改成获鹿县（意为捕获安禄山）。死后人们照例诅咒他，他起兵反唐时，是在蓟州的大佛寺前集合的队伍，人们想起安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专门把大佛寺改成了“独乐寺”，此寺现在犹存。

为官者所追求的生前身后名，不是别人封的，完全是自己干出来的，老百姓会自始至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句流行语，叫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抵说得就是这个意思吧。

以上的史实，很值得现在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人民公仆们静下心来，很好地深思一番，这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庭，无论是对百姓、还是对国家，无论是对今人、还是对后代，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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