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 我作為思源的影子，和他一起到了USM(馬來西亞科技大學)，記錄了思源的一些課堂，這是其中一堂導修課的記錄。

今天是世界社工日，以往思源必定發表「結構社會工作」的文章，可惜現時思源仍在昏迷中，現在就斗膽把這篇關於「結構社會工作」的思源講課記錄拿出來發表。

 

 (為配合現時疫情而修改設計的世界社工日海報)

 

 

# 結構社會工作不只是理論，而是a way of life(一種活出生命的方式) #

日期：2011年12月1日

地點：USM(馬來西亞科技大學)

導修題目：New Structural Social Work

記錄：劉肇惠( Citi plus義工組成員）

導修內容：

 

最早提倡結構社會工作：

加拿大學者Maurice Moreau在參考論文：http://www2.carleton.ca/socialwork/ccms/wp-content/ccms-files/BenCarniolArticle.pdf最早提倡；

「批判的社會理論」有別於主流社會政策，它分析和理解社會現象，是為了改變現狀和挑戰社會壓迫；

之所以是因為：用「結構」字眼

-突出社會現狀和挑戰(不能)像保守派或自由派那樣歸咎於個人；

-真正需要改變的是社會結構而不是個人特性；

-更具理論和政治實踐潛力，因它關注所有被壓迫群體；

-用「結構」這字眼在加拿大更容易被接受並逐步採納成為主要的社會工作觀點。

 

回顧西方國家結構社會工作的發展：

結構社會工作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的Settlement House Movmente(簡介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Settlement_movement)，但現代結構社會工作是從1975年開始的。那年在英國、美國和澳洲都分別出版了結構社會工作的著作。其共同主題有三：

一是批判作為社會和經濟系統的資本主義，指出它跟人類需要是對立的；

二是批判主流社會工作不自覺地擔當了資本主義的代理人；

三是呼籲一種解放的、進步的社會工作實踐，這種實踐有助於把資本主義轉變為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第一波結構社會工作的特點：聚焦階級的不公、主張提升服務使用者的意識令其明白資本主義怎樣剝削他們；鼓勵服務使用者組織及動員起來；加入工會運動；爭取增加福利；支持傾向社會主義的左派政黨當選。第一波結構社會工作也回應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和反種族主義社會工作提出的批評。

1980年代是結構社會工作衰落期。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向全球化和彈性化轉變；新右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確立霸權。新時期令很多第一波結構社會工作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分析變得過時和相對。

即使如此，1980年代結構社會工作仍然有發展：Mary Langan and Phil Lee在1989年出版的《Radical Social Work Today》(今天的進步社會工作) 論文集探索在社工工作量增加、主流傳媒和政客對社工大肆批評，和婦女、殘疾人等新興服務使用者運動興起的新環境之下如何推動進步實踐。

Bob Mullaly 的《The New Structural Social Work: Ideology, Theory, Practice》

在 1993年第一版提出「結構社會工作」。採用「批判的社會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和框架的原因是：

與Jan Fook 在1993年澳洲出版的《Radical Casework》(進步個案工作)，在1990年代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前者長於理論而後者長於實務。

第一版雖然注意到除了階級壓迫以外的基於性別、種族、殘疾等因素的其他方面的壓迫，但沒有給予足夠注意；另外，仍然採用現代主義，例如西方現代性、普遍主義的框架，沒有很強的後現代主義取向。

1997年出第二版。它參考了David Harvey 1990年的《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後現代狀況) 一書關於戰後資本主義向全球資本主義轉化的觀點。

並特設「壓迫」一章，認為資本主義和階級關係並不是構成社會現狀和挑戰與及社會排斥的主要根據，而更多是源於主導/從屬關係的剝削和壓迫導致種種社會現狀。階級歧視/階級優越論(Classism)是壓迫的其中一種形式和來源，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和來源(後來發展的「反壓迫實務」多少受其啟發)。

第二版更包括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評，而後者既包括主流社會工作，也包括早期的進步社會工作。認為後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兩者並非對抗而是可以互補。

1997年前後結構社會工作學派的文獻增多，出版的文獻還包括Jim Ife , Peter Leonard , Ben Carniol , David Gil , Bob Pease and Jan Fook , Lena Dominelli 等人的著述。

第二版的不足是：缺乏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下種種壓迫的真正計劃和戰略；對後現代身份政治和微觀政治重視不夠，結構社會工作的主導範式仍然是普遍主義、本質主義等現代主義概念。

10年後的2007年本書再次修訂，書名亦改為《新結構社會工作》。

時代背景的特點：全球化主張的終結、出現反全球化運動、更多人質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修訂版嘗試超越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對立，為結構社會工作奠下更好的理論基礎。

簡單來說，結構社會工作是批判理論結合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去理解社會工作。批判理論是對現行那種，用資本主義方式放進社會工作的實踐的批判。

Bob Mullaly 本身是富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工作者，今天導修課選用這本書是因為較容易明白，並且結合了現代和後現代思想，涵蓋層面比較廣。

 

第一部份「尋找範式」(1-8章)

揭示當代社會工作理論和實務如何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即使這樣，仍然可以創造一種另類的社會工作模式，它能堅持社會解放、社會轉變而不是社會控制；同時分析社會工作的兩大主要觀點：保守觀點(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進步觀點(社會民主主義)對人類本質、社會、國家、社會公義、社會轉變、社會/政治/經濟信念以及對社會現況、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的觀點，同時分析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後現代主義和「第三條路」的有關觀點。

 

第二部份「結構社會工作理論與壓迫」(9-10章)

是結構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特別聚焦於對壓迫的分析。進步社會工作基本上是跟社會主義範式(社會民主主義)一致，但需要revitalized socialism(振興/更新的社會主義),，而不是那種持普遍性解放計劃的20世紀舊式的社會主義。它需與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和反種族主義一道反對宰制；擴展基於種族、年齡、文化、能力等的排斥、抑制和歧視的分析，而有別於未經重構的現代主義版本的社會主義。

 

第三部份「結構社會工作：實務元素」(11-12章)

提供社工在機構如何推動結構社會工作的做法、策略和手法。認為結構社會工作不僅僅是一門技巧、手法或道德實踐，本質上它是a way of life(活出生命的方式)。

 

 

Bob Mullaly在11章：先改變人的意識

11章講述在改革社會之前先改變人的意識，因為在社會工作中推行社會改革是希望人有意識提升(或稱process goal過程目標)，而11章正正是講述如何推動人的意識提升，亦稱為Radical Humanism(進步人文主義);

 

11章：在系統內工作並反對系統：Radical Humanism進步人文主義

主流社會工作多是認同現有秩序，強化和延伸主流世界觀。但結構社會工作嘗試去改變，因而提出了transform(大改變)，指向是如何貢獻於社會改變，換句話說，結構社會工作是指為社會改變作出貢獻。作者提出了兩種取向，服務使用者本身已是制度的受害者，如父權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受壓迫者，社工便是向他們作出人道關懷。Bob Mullaly 有humanism(人道主義)和egalitarianism(平等主義)兩種價值取向。前者是指對人的實質關懷，後者是指以社會主義角度去推動社會改變。

 

Radical Humanism進步人文主義：

協助人大規模的意識提升，令人意識到dominant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社會上宰制的關係)亦是操控和被操控的關係，如弱勢社群被社會疏離。

 

Radical Egalitarianism基進平等主義：

社會改變與人的改變是同步進行，以兩性平等為例，教育和立法是沒有矛盾的，因此立法作了示範作用，推動人的意識改變。人的改變和社會改變是互相循環的，因此，不能以先做意識提升，然後再改變社會的角度思考。思源分享自己經驗，通常服務使用者在參與行動後再反思才有意識提升。因此，最好意識提升的方法是直接參與行動，兩者同步進行。

 

Human relationship個人及人際工作

社會工作是要與受壓迫的服務使用者建立他的強處、力量，再協助服務使用者團結，以行動去抗衡壓迫。此行動方法可以是個人、亦可以是集體。Bob Mullaly 提醒我們不要de-contextualize(抽離社會背景)，要把服務使用者的情況contextualization(處境化)，例如我們的思考常很快想到要如何解決問題，忽略問題的處境因素。因此我們不要desocialize(抽離社教化)背景，例如，案主之所以擔心自己沒有做好婦女角色，亦可能是男權主義制度下社教化的結果。

特別要留意的是社工和服務使用者有否產生壓迫關係，有時我們希望趕快完成工作，又如服務使用者是智障人士，很容易會因為社工使用權力造成壓迫關係。又以就業支援計劃為例，社工擁有權力而佔有優勢。又如要留意身為中產的社工，會否令同工與服務使用者文化相差太遠。因此Bob Mullaly 提醒我們要尋求與服務使用者較平等的關係，亦是結構社會工作者要加倍留意的。

服務使用者必須自身參與改變，因為只有他們才擁有自身主權。因此，社工要有批判反思，對主流世界(權力、制度)作出挑戰，拒絕把事件當作理所當然。

需要組織服務使用者們，協助他們找尋自己身分、協助他們政治上醒覺，互相合作。這點相信大部份社工已經有所認識。另外，根據Bob Mullaly 觀點，我們在社區工作時除了情緒支援外，亦要協助服務使用者發展自信心、政治覺察，然後再展開行動(個人或集體的)。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是女性主義的術語。簡單來說，這個世界沒有個人困難，所有個人困難均是集體、政治問題。而政治便是資源分配的問題、誰人有權決定資源調配。

當有人責備自己、把問題歸咎自己，我們便要效法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米爾斯)的《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會學想像力)，把個人困難看成是集體問題，這與社會上誰人有權、如何分配資源是相關的。Bob Mullaly 提到社會工作中亦存在類似議題，個案工作當成是微觀(micro)，而微觀(micro)與宏觀(macro)並無互動關係；而主要從事宏觀工作的社工亦認為自己與微觀並無關係。Bob Mullaly 反對這種看法，認為微觀與宏觀不可分割。如果把微觀與宏觀分開，遇到服務使用者只會以個案工作處理，而不會將其連結到資源分配的議題上。例如新移民不足七年而不能領取社會福利，這其實是政治議題，因此，社工必須把這連結到政治議題來處理。

先確認社會工作實踐具有政治目的：

保持現狀抑或改變現狀？如社區工作亦有consensus model(共識模式)，因此，協助人適應還是改變現狀是一種政治目標，意思是我們會否其實係幫助當權者(因有當權者資助經費)達致政治目的。以市區重建的社工為例，因社工工作隊是政府/財團資助而令工作有所限制，客觀上往往成為了幫助政府/財團收地的手臂，從這角度看，這亦是一種政治目的。當然大部份社工機構都是當權者資助經費，這時便要留意的便是機構相對的自主性。如英國的NLCDP，他們雖然是當權者資助，但亦有相對空間進行組織工作，若果行動過激，逾越了底線，政府才會出手。可是，我們可以在維持現狀中尋找轉變。這正是社會工作中矛盾的地方，我們既有人道關懷，既具有控制面向，亦有改變面向，而結構社會工作是盡量減少控制面向、同時擴大改變面向。Bob Mullaly 身為社工亦深明社會工作的限制，他教大家的便是如何在夾縫中生存，Bob Mullaly 的字眼是“the belly of the beast”(在野獸的肚腹中生存)。

有時人感到內疚、自責，要釋放當事人，便要把其拉闊到社會政治層面，才令人有解放可能，減低內化的罪疚感。婦女便是internal oppression(內化壓逼)的常見例子，如婦女虐兒，其實不只於自我管教技巧、溝通技巧，亦有可能是階級議題。

由基礎的適應推進，不只coping and adjustment(針對適應)，去挑戰社會上的壓迫性、制度性和疏離。

Empowerment充權

一般人所說的充權多是enabling(使能)、strengthening(鞏固)。如果心中感到有力量，但外在環境仍是壓迫，這還不算是充權。Bob Mullaly 的充權是指人對自身環境的控制。

充權是一個目標(如女性爭取選舉權)亦是過程(經歷行動去爭取改變)。

要做到充權，首先社工要去權(去社工的權)，我們不能「為」他人充權，我們只能協助和鼓勵他們。我們只能為服務使用者提供環境、關係、資源、方法，與服務使用者以平等關係一起協作。

社工與服務使用者互相學習，社工不是專家，不是精英。社工要多認識社會議題的歷史(種族、性別、階級)，因此要多向服務使用者問問題、鼓勵他們提出與自己不同的想法。

社工不要利用專業權力和關係滿足自己的利益，社工守則亦提到我們不能以專業關係去滿足自己的利益。

社工不是被壓迫者的代言人，不少社區工作亦採用這種手法，而這不能達到充權的效果，社工是要令受壓迫者的聲音被聽到。很多時候善意為服務使用者倡議其實不能達到充權目的。在行動時如沒有服務使用者參與，社工亦不會參與行動。當然，充權是否社會工作、社區工作的唯一目標仍可以有更多討論。

充權不是一種技巧，而是過程和目標。作為目標，充權需要時間爭取；壓迫關係在社會存在已久，因此不能在短時間內消除。但作為過程，充權是在不斷發生的。

充權是因為相信人是主體，而不應是被壓迫、被操控的客體。人有不可分割的尊嚴和價值，不會因為其種族、性別、階級而有所分別，每人應有合理機會和選擇。Bob Mullaly 認為最重要是挑戰oppression(壓迫)，而充權便正正是瞄準壓迫的。而壓迫甚少在社會工作詞彙中出現，如老人服務中，老人可能受年齡主義壓迫，但社工卻甚少就這作出評估，這種非政治化的做法正正沒有處理壓迫。

意識提升

1.反思非人性化社會結構如何壓迫我們；

2.有目標去改變社會條件。意識提升便是行動和反思的循環。

協助人對定型作出政治性的提問、批判性反思、挑戰。

政治家、行政者、建制社工未必喜歡，因為這是偏門、狹窄的道路。

a)正常化

令服務使用者明白不少人亦經歷相同處境，以減輕內疚感，如以失業的數據去提醒失業的人，不獨是你一人才經歷失業。

聯結相同處境的人。

把人的困境重新放在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去看，以減輕內疚、增加自尊感，以推動他們分析社會現象。

b)集體化：組織相同處境的人，透過給予資源、連結推動互助。

c)再定義：重新界定以看到另一個現實，解構再重新建立另類講述。如解構服務使用者的自我責備，又如虐兒未必是父母管教能力不足，亦可能是階級議題。

d)對話關係：關係不是從上而下，而是橫向的。所有人是互相學習、分享權力。社工擁有想法、知識和技巧，但社工未必有足夠人生閱歷，而服務使用者擁有經驗，兩者可互相結合。Bob Mullaly 認為社工是提問，但不是解決問題。因此，社工與服務使用者的關係是不斷變換、轉變、溝通的，而不是灌輸的。社工不可以由上而下、權威、神秘化，不應該存有hidden agenda(隱藏議程)、操控。我們可以縮窄社工與服務使用者的距離，在對方同意下多self-disclosure(自我披露)、穿著較隨意的衣著、可到服務使用者的家、稱呼服務使用者時不以「先生」稱呼、與服務使用者分享自身偏見。

休息10分鐘

#互動及討論環節

 

在工作環境中生存和改變：進步化和民主化機構、並保護自己

如何在機構實踐結構社會工作而不會被解僱？答案是要精明。

單靠社會工作本身不能剷除壓迫和不公義，但可在機構中挑戰壓迫性的做法。

機構本身是矛盾的，要「進步化」。

現實困難：

在馬來西亞，機構一般認同主流社會價值觀；

機構傾向把社會問題個人化、病態化，加上機構管理多是從上而下的。

同工工作繁忙，難以了解機構內部發生的事，沒有時間處理不合理的事情。

進步容易被人形容為幼稚、不切實際。

如果離開機構守則行事，有可能會被解僱。

年齡主義、性別主義、階級主義和種族主義很多時候會在機構內發生，機構環境保守。

改變的動力：

大部份社工都有使命希望關心人，亦對社會議題較有興趣，如英國社工學者Iain Ferguson所說“I didn’t come into social work for this!”(我不是這樣做社會工作的)，我們進入社會工作不是為了「交數」。當反資本主義者說“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的時候，英國社會工作網絡亦提出“another social work is possible”(另一種社會工作是可能的)去抗衡管理主義。

雖然現在馬來西亞社工在機構空間較少，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仍有一定自主空間。

雖然結構社會工作者在機構工作有矛盾，但社工守則要求我們忠於社工專業價值，如以服務使用者利益先於機構利益，這為社工推動改變提供了保護傘。

進步化和民主化機構的方法

不要強調資本主義價值，從前社會主義價值比較重，現在卻重視資本主義價值(同工待遇不同、要接受評估）。

挑戰機構壓迫性措施。

尋找平等關係。

保衛服務使用者，給予更多資源予服務使用者。

在會議和督導時對傳統假設作出提問，但Bob Mullaly 提醒不要對質，這樣會置社工於極不利的位置。

透過工會以及專業組織，下一堂課會更詳細說明。

轉介服務使用者到另類團體，下一堂課會更詳細說明。

Bob Mullaly 不迷信supervision(督導)的作用，因認為督導是控制的一種，因此要尋找更平等的關係。

以單張向服務使用者解釋他們的權利，如服務使用者知道他們可以投訴社工，現時的TQM，SQS 亦是其中一種，但實際功用可再討論。

聯結處境相似同工，發展集體取向。

質疑一些貶低服務使用者的行為。

如服務使用者不合資格申請服務，但如若這是值得的，那社工仍要去做。

合符現實期望，明白改變需要時間。

The belly of the beast(在野獸的肚腹中生存)，要有策略。

保護自己的方法

面對被解僱的危機不如想像中大，因為機構內都會講求平等、民主、公義及人類需要。

聯結想法相近的人，以尋找支持和計劃集體行動。

成為一個能幹的員工，成為機構的資產，以致有條件去挑戰機構的不良做法。

避免冒險主義、自我孤立、烈士作風。

透過工會和專業組織去實踐反壓迫。

避免激烈對質，以提問去代替指控和攻擊。不要人身攻擊，並讓人留有情面。

在適當時候才作出挑戰，而不是即時挑戰。

在同工之間尋找支持，以防止自己枯竭/耗盡。

下一堂：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