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先锋

广汉遗址的“成果”，全部出自“祭祀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文物是诸多形态的“眼睛”，它们包括：铜面具上的“纵目”（最长达30cm）；青铜面具上的杏形大眼；数十个成对的“眼形器”，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物理形态，周边有榫孔，以便单独悬挂或组装。如果再加上历史上马明王神像、灌口二郎神像和川主神像之额上的竖眼，那么这些所谓“纵目”，实际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水平状态并向前作圆柱式突起的凸目；2.垂直状态但与脸部处于同一平面的竖目；3.占据面部四分之一的巨目；4.各种自由状态的散目。所有这些眼形器物，构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眼睛崇拜。

眼睛崇拜在上古文献中业已初露端倪。《海外北经》记有“一目国”，并称“一曰有手足”。《海外西经》描述“一臂国”，还说它“一目而一手”，所谓手足，疑是对蚕虫外形的一种误判，正确的记法应为“一目一蚕”形，而这正是甲骨文“蜀”字的写法——等。而关于“目”的最具特色的解释，是认为此“目”并非人眼，而是野蚕头部的一对眼形黑斑（眼斑）（1）。

这一观点试图勾连蜀人跟养蚕业的密切关系，却并不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只有家蚕才能吐丝结茧，但它却没有这种必须的眼斑。养蚕者没有必要撇下自己饲养的家蚕，而去崇拜一种关系遥远的野生物种。还有学者由望远镜得到启迪，认为纵目是某种测量距离的仪器（2），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在没有安装玻璃透镜的前提下，任何拿着两根空管子去观看天文地理的，都是以管窥豹、坐井观天的可笑之举。那种关于纵目是“甲亢患者表征”的说法，更是令人目瞪口呆。甲状腺亢进可能是一种遗传学病态，它可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群（如一个家族或一个近亲结婚的村庄）之内，但泛化为整个大数量种群的遗传表征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有《华阳国志》说法比较符合人的常识，它声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甚至其墓葬亦称之为“纵目人冢”。这就意味着“蜀”字里的“目”字，非但属于人类，而且还属于一个神话中的伟大国王（包括他的子民）。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分歧，它逼迫人对此做出必要的回应。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眼睛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器官。金文如此描述位于社会最低等级的“民”的形象的——。这是眼睛被一柄锋利的针（锥）形物所刺瞎的场景。它意味着“民”就是盲眼的失目者，并需要来自伟大领袖的引领。但这场景的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民”并非天生的盲者，而是被蓄意刺瞎的。权力制造了“民”的盲目性，并且判决后者永远与黑暗为伍。而国王或祭司却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大而明亮的眼睛，并藉此洞察尘世的所有细节。眼睛即权力，大眼睛更是强大权力的象征。但在汉字中，除了“蜀”和“夏”以外，人们找不到用眼睛来描述或形容帝王之伟大性的先例。对眼睛的毫无节制的颂扬，是古蜀国（广汉文明）或夏酋邦的独特属性。它们到处涌现，镌刻在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上，仿佛是一枚简洁而易于辨认的神徽，向世人昭示一种明亮的存在。

在前面罗列的蜀王世系表中，权力的命名往往跟眼睛有关。“蜀山”之“蜀”，是一条蜷曲的生物（蚕虫或爬蛇）顶着一只硕大的眼睛；杜宇死后的谥号“望帝”之“望”，是个典型的眼球动作，在民间传说中，它要表达对失去的生命、权力与爱情的无限留恋，而事实上，“望”却是一种登山望远的巫术，它要通过眼睛的眺望来控制远方的敌人（“异族”），削弱其力量，并最终达到消灭的目的（3）；由此可以推断，“开明”一词，就是对这种远程巫术所行使的反击巫术，通过“回望”与“开明”（以“日月之辉”来祛除“眼光”），击退前任国王的魔法进攻。这些由统治者制造的“眼睛语词”，暗示出一个重要事实：眼睛是施行政治巫术的核心器官。

在蚕丛所管理的版图中，有一个叫做“瞿上”的城市，据说是蚕丛的都城（4），而“瞿”字在甲骨文中即为两对眼睛状；而在长江中游的楚国地界，还有一个叫做“睽”的小国，也以眼睛为自己的神徽，似乎是古蜀国的一个东侧支脉，它们延展了眼睛巫术的战地。

假如从更大的全球范围观察，眼睛从来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宗教器官，它代表了伟大的日神，它是日神的标志物。而这种眼睛，出现在商人发明的甲骨文字“日”字里——；也出现在古埃及日神荷鲁斯和拉的形象里——太阳是荷鲁斯的一只眼睛，而拉的女儿哈托尔则是拉的眼睛；它还出现在印度日神苏里耶的形象中，成为祂额头上的“第三只眼”（四川灌江口二郎神的原型），甚至出现在战国和秦汉关于舜的“重瞳”（两个瞳孔）描述之中，这种重瞳性是日神的重要隐喻。舜是一位彻底世间化的日神，尽管被汉儒做了精心包装，祂最终还是露出了很大的“马脚”。

在广汉出土的珍宝里，出现了不少跟日神崇拜密切相关的器物，它们包括三株生命树、树上的十只太阳鸟（一说为九只）、莲花形花苞，以及一对五幅轮形器和高柄豆圈足上的“臣”字纹章（内含显著的鸟形大眼，估计可能是戎夏的族徽，因为在二里头二期也曾出现）（5）。在亚述，日轮战神阿淑尔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形象被描述为长有羽翼的太阳圆盘，这一形象显然受到来自埃及太阳神拉、阿吞和鹰头神荷鲁斯的影响。在埃及太阳神庙或莎草纸绘画上，到处是这种诡异的眼睛标志——

这种眼睛最早被称为荷鲁斯之眼（EyeofHorus），是鹰头神荷鲁斯一对日月眼中的一只，以后因其形象跟太阳神拉（Ra）混合，所以该眼睛也成为拉的象征物。该符号包括眼珠、眼眶及其后端水平延伸线、弧状眉毛、眼下垂直短线和向后的卷曲弧线，滨因其神秘而富有压迫感的装饰风格，在现代首饰设计中被广泛引用。

眼睛偶像的诞生

但更为诡异的是，眼睛并非只是日神的标志物，作为一种洞察和照耀一切的器官，它还要从日神那里分离出来，成为近乎独立的巫术器官，那就是“眼睛偶像”（Eye idols）。英国考古学家在挖掘两河流域北部（今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遗址（Tell Brak）时，发现了极其古老的宫殿遗址（4000 B.C.），内部还套有一座皇家寺院，从中发掘出数千个各种形态的眼睛偶像（3700~3500 B.C.）。该寺院因而被称之为“眼寺”（Eye Temple）。

这些“眼睛”显然是用以实施巫术的重要法器。人们至今还不清楚这种巫术的具体含义，但它无疑是卓有成效的，鼓舞着来自各地的魔法师在此朝觐和学习，以致“眼寺”可能是一座眼睛巫术的训练基地，而数千个眼睛法器则充当了某种“教学用具”。这些形态各异的巫具，可能分别代表着功能不同的巫术。这场大规模培训的结果，是眼睛巫术的广泛兴盛，并对整个西亚宗教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眼睛偶像的面部结构类似蜻蜓，故有人将其称为“蜻蜓眼”（Dragonflyeye）。眼睛的具体形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是在8字形上以阴线刻出眉毛和眼眶，并在眼眶中央刻出圆形凹坑来代表瞳孔，而另一种更为抽象的图式，则是在一个圆锥体两边做出一对圆柱体，并在圆柱体上打前后对穿的圆孔来表示眼球，后者跟广汉青铜纵目面具上的圆柱形瞳孔颇有神似之处。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中一部分的石料，居然跟“中国玉”如出一辙，显示玉雕在古叙利亚有悠远的历史，跟中国最早的玉器文明聚集地——凌家滩遗址（约3600~3300 B.C.）大致相当。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东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伊拉克阿斯玛尔（Tell-Asmar）地区，发现一座叫做“广场寺”（SquareTemple）的古庙遗址，在其地板下的一个小洞里，发现了12尊祈祷者的小型雕像：他们都微微仰脸，瞪大眼睛，双手紧紧交握，男女皆头发卷曲，穿着裙子，其中男性蓄有卷曲的长须，而女性则带着圆形软帽，似乎在向神灵发出热烈的祝祷。这组奇特的雕像、尤其是男性雕像的“甲亢式”的瞪视，成为4700年前最令人难忘的人类表情。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眼睛的表现形态，是上下眼眶是跟眼黑融合，仅露出左右两侧的眼白。但男性雕像的眼睛，眼黑部分的四周都是眼白（6），只有两种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形：要么天生眼黑过小，要么因愤怒而瞪大眼睛。但在所有对西亚人种的研究报告中，从未有人提到这种瞪目张眼的巫师群体；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整个肢体语言，显示其正在做虔诚的祈祷，而跟愤怒毫无关系。因此，对于这种“瞪视”，鉴于神的眼睛洞察一切，它至高无上的权柄的象征，我只能从巫术的角度切入，将其视为一种跟神灵交流的极端状态。

“瞪视”的巫术

在与神的对视中，众巫的眼睛也变得大而明亮起来，世俗的眼睛，就此从神祇那里获取了类似的权力。“瞪视”即一种夸大的凝视，也就是要展示权能移交的过程。眼睛巫术似乎是一种静穆式的巫术，它无须声音的赞助，而跟人们此前所熟知的聒噪式巫术——祈祷、念咒、诵诗和歌舞，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这种瞪视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他们是被神拣选的群体。与此同时，人们也已从商代甲骨文的“民”字中，看到被神抛弃的“贱民”的盲眼性。这刺瞎之眼，成为反面的寓言，展示出神对被弃者的蔑视——他们被剥夺了使用眼睛巫术的权力，由此丧失从神祇那里获取力量的管道。

从武丁年代开始，殷人就热衷于一种叫做“郊望”仪式，也即观看境内名山大川的动静（气象）并加以祭拜（7），这种手法被大量使用于战争进程之中，而且跟女巫、咒语、大铙和铜鼓一起使用（8），静穆式巫术（“看”）和聒噪式巫术（“喊”）发生了戏剧性的组合。在殷商之后，周人还启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张望事务”，那就是所谓的“观星”和“望氛”，也即通过对星相和云气状态的观察和辨认，来推断王朝及人事的吉凶祸福。据说周文王为此专门营造“灵台”来解决登高远望的问题，而此种风气，在春秋时期成为各诸侯国自我检视和彼此“偷窥”的基本手法（9），由此打开了占卜和预测的全新道路。

阿卡德第三王朝国王的头像（2000~2050 B.C.）：这种瞪眼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

正是这眼睛/瞪视巫术的出现，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宗教事务，它要伴随整个移民进程，而成为缅怀祖地老神、从中获取征服力量的源泉。同时，各种便于携带的小型眼睛巫器（小雕像和首饰）被发明出来，成为神的代用品，庇佑携带者的生命，鼓舞其迁徙、征战和寻找新的家园。

眼睛巫术的浪潮，此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其一向上行走，以眼睛神学的名义，它成为支撑一种政治/宗教权力架构的基石。埃及人、巴比伦人、伊兰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是“广义眼睛民族”的成员。它们从“神的眼睛”里获取了永恒的力量及其宗教合法性。眼睛巫术甚至引发了古怪的数量竞赛，在佛教的历史记载中，释迦牟尼有五只眼睛，除了正常的双眼，祂还拥有智慧之眼、理解之眼和全知之眼（10）。在佛教造像里，眼睛有时还以“手”为衍生物，并在掌心上出现神圣之眼，而在此意义上的菩萨“千手”法相，显然就是“千眼”的重要隐喻。在中国世俗政治体系里，眼睛神学还是“古蜀国”的坚固轴心，只要再次重温“夏”和“蜀”的甲骨文/金文形态，人们就能确切地看出，夏与蜀都是典型的眼睛民族，并拥有一个共同的人类学祖型。

全球美学和蜻蜓眼风尚

眼睛巫术的第二路线就是向下行走，构成迷人的眼睛美学，在时尚的层面上，传递关于辟邪、趋吉和寻求神祇庇佑的信息。它最初是人跟神交流的微型中介物，而后则趋向于对发达文明的想象，最终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共美学趣味。从公元前4000~前500年期间，对眼睛偶像的崇拜浪潮，在全球缓慢而持续地勃兴，成为广泛流行的饰物时尚。由于腓尼基人的强大的贸易能力，各种以玛瑙、等材料制作的眼形首饰，遍及西亚、北非、欧洲、中亚和东亚，成为重要的辟邪吉祥物，其中最著名的是蜻蜓眼琉璃珠子，它由西亚和埃及提供原型，随后在地中海沿岸、波斯和印度等地广泛流传，并于东周年代大量涌入中国，成为当时贵族狂热收藏和佩戴的首饰，其时尚风潮一直延续到西汉，它们是眼睛巫术拓展后的最大世俗成果。

这些洋溢着“波西米亚风格”的“眼珠子”，分别出现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春秋遗址、无锡鸿山春秋（越国）贵族墓、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夫妻墓室中出土的蜻蜓眼琉璃珠，多达200颗，为所有墓葬之最）、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山东曲阜战国（鲁国）墓遗址、河南洛阳战国王陵（金村）遗址、湖北江陵望山安国战国一号墓、湖南衡阳公行山五号墓等地，它们看来跟广汉文明无关，而只是一些漂浮在历史表皮上的华丽尘土。但它们终究都是眼睛巫术的孓遗，折射着上古神灵眼瞳里的微弱余辉。

在五官意识形态的演化时间表上，眼睛神学只是某种中间形态。在它之前，是耳朵神学，它由吠陀诸经、摩奴法典和道德经所推崇，要求人展开热烈的谛听事务，以获取关于“大音”的信息；而在它之后则是口唇神学，它旨在把头部器官运动引向形而下的领域。口唇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言说的权力，而是倡导一种饕餮式的肉身生活，以超量和广谱的进食，去寻求日常生活的喜悦。这是由殷商帝国及其鼎锅文化所点燃的欲望，它持续地燃烧在东亚大地，成为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在主体性下降和信仰崩溃的当代中国，口唇崇拜彻底取代了精神性器官，带动庞大的餐饮业进入全盛时期。耳朵崇拜→眼睛崇拜→口唇崇拜，这是东亚五官崇拜的三部曲序列，它提供了脸上的文明转型标记。

但口唇崇拜违反了先秦神学的精神信念。据刘向《说苑·敬慎》记载，老聃的老师常枞生病，老聃前往探视。常枞张嘴给老聃看，并且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答：在呀。常枞又问：那么牙齿还在吗？老聃答说：没了。常枞于是再问，你现在明白了吗？老子答道：这舌头的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的柔软，而牙齿的，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坚硬吗？常枞满意地答道：是的，正是如此。但在上述对话中，老子仅仅解开了这个公案的一个局部小扣而已。常枞谜语隐含着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舌头主持言说，所以它常在，而牙齿主持咀嚼和进食，所以它速朽。这则两千年前的秘密预言，宣告了饕餮者的精神死亡。在“耳朵神学→眼睛神学→口唇神学”的三部曲进程中，这是唯一而必然的结局。

注释：

（1）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P4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王红旗《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

（3）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0，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4）《路史前纪》卷四：“蚕丛纵目，王瞿上”。

（5）参见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P84，巴蜀书社，2002。

（6）中国面相学如《麻衣神相》称其为“四白眼”。传统相学对长有此类眼睛者的道德评价甚低。

（7）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P6，东方出版社，1996。

（8）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1-57，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9）晁福林《先秦民俗史》，P219-228，P492-49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0）参见摩诃那摩《大史》第三章：第一次结集，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P102，商务印书馆，1998。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本文配图皆来自《华夏上古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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