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罗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

许  宏 译  张良仁校

研究学术语言并非英语地区（例如中国）的考古学时，首先应尽力理解当地学术文献中常用的术语。当我们的研究成果用以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譬如，要找出古代中国城市与其他早期文明的城市之间的异同之处，我们就必须首先确定通常译为“city”的中文词汇在语义范围上至少大致相当于我们在其他地区习称为“city”的现象。

我们应当注意到汉语的“城”一词是有多种含义的。人们通常将“城”译成 “city”（英语）、“stadt”（德语）、“gorod”（俄语）、“ville”（法语）和“urbs”（拉丁语）。不过，这些印欧语系的词汇，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可以产生多种联想的语源。“城”也是如此，它有“city”（城市）和“city wall”（城墙）两重含义。前者的含义无疑来自后者，且是通过第三者，即意思相近于“城堡 ”（fortress）的含义得来的。前面所列印欧语系的词汇中，只有“gorod”（与英语中的“garden”有关，本来是指一个被保卫的封闭场所）的含义与之略为接近。而且，汉语中的“城”（古音读źjäŋ）与同音的“成”同源。类似的渊源关系见于德语的“Stadt”（以及德语的“Staat”、英语的“state”、法语的“état”）和德语的“stehen”、英语的“to stand”、拉丁语的“stare”，都是“站立、建立”的意思，与古汉语“成”相同。

在当代学术著作中，“城”这个词还经常被用来表达与希腊语的“polis”、拉丁语的“civitas”、德语的“Stadtstaat”和英语的“urbanism”相关的更大的概念。在现代人类学的影响下，“城市”（city）的存在已经被人们视为“文明”（civilization）出现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志[1]。由于汉语中“城市”这个概念很自然地被等同于“城”，也就是“城墙”（walls），所以有的中国考古学者不知不觉地将其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焦点专注于围垣聚落上。

然而，与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大规模的、地位重要的围垣聚落（walled settlements）在中国的考古材料中却出现得较晚。这似乎引起一些学者心理上的不适，他们为了给中国文明建构起尽可能早的起源框架，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城市”定义[2]。不过，我对此却有所怀疑。我认为，为了正确地理解早期中国城市文明（urbanism）的缘起，学术界或许应当放弃把“城市”与围垣聚落等同起来的思路。 再进一步，我们或许有必要质疑早期中国“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这一点我后面还要再讨论。简言之，我认为中国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成熟而复杂的国家形态的社会政治组织尽管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它们的空间设施却缺乏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市所具有的很多关键性的特征。成熟的城市，以及显著的城乡差别，到了东周时代才得以出现。

中国先秦时代聚落的围墙以夯土筑成，材料虽坚固耐用但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图一）。夯土也用于建造重要建筑的台基。建筑本身的寿命极短。他们大多为木构框架，墙或为木骨泥墙，或用夯土，或以土坯砌筑，屋顶则覆以茅草。有时也许不用茅草，而是代之以木瓦。瓦的出现似乎较早，但迄于战国时代仅有零星的发现。砖的烧制则到了青铜时代最末期才出现。在整个先秦时代，瓦和砖的使用还仅限于非常重要的建筑。石头有时被放在柱坑内作为大型木柱的础石，或被用于某些夯土建筑外围的卵石散水；除此之外，石头从未被用作建筑材料。

图一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夯土墙断面（作者摄于2002年）

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大多数住宅和其他建筑还都是半地穴式房屋，覆以简单的茅草顶。这样的建筑，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定居生活的初始阶段，其使用寿命比台基式木构建筑还要短。因此，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的聚落，也是以互相交错打破的土坑组成，各种土坑遗存分布得密密麻麻，使考古学家们颇为困惑。部分土坑是人们有意建造的住宅或贮藏建筑，而其他大量的土坑则是随意挖成的垃圾坑。有意建造的建筑，后来也往往被当作垃圾坑使用。地面建筑的夯土基址废弃后，常常被后来的土坑打破而损毁殆尽；而这些建筑又经常建造在更早的填满堆积的土坑之上。保存状况特别好的时候，柱洞可以显示墙与支撑架构的走向，但一般的建筑物由于经过了多次重建，布局变得模糊不清。

　　尽管这些遗址发掘起来非常棘手，但80多年的田野工作还是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可以用来重建先秦时代的雏形城市与城市聚落发展的脉络。下面我将以早期王朝的核心地区——黄河、淮河和长江中游以及山东半岛为限，勾勒出其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1．肇始阶段  公元前三千纪，新石器时代晚期；

  2．形成阶段  公元前2000年至前600年，含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包括已有文献记载的商（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和西周（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时期；

  3．发达阶段  公元前600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它大体但并非完全相当于传统史学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50年至221年）。

这一分期只是为了陈述上的方便,而不是在阐明某种关于“城市”进化的目的论。我的简述也许会给读者一个整齐划一和单线发展的 “城市”进化的印象，但在中国漫长的时空跨度上，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

许宏出色的综合研究从考古学上论证了先秦时代的城址，其中肇始阶段有40座，形成阶段有39座，发达阶段有428座[3]。他用了“城市”一词，这是一个复合词，属现代汉语的新词汇。尽管将来的发现无疑会修改许宏的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的确表明城市在公元前一千纪的中叶，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或者说是迅猛的扩张。我认为只是到了这一时期，城市才真正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现象。即便具有某些城市特征的聚落在此前已经出现，但把这些聚落的存在看作是判定早期中国属于国家形态文明的关键因素，恐怕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