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我们来谈谈汉武时代新经济政策出台前后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

综合各种史料，基本上汉武帝经济改革原因有四，除了最现实最直接的赈灾和攻打匈奴之战0争开支需要，另两个最深层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就是解决高度繁荣的汉初商品经济对封建农业基础的冲击（经济上的），以及威胁皇0权社会的一方独0大的诸侯0经济（政治上的）。

对于匈奴用兵，本书各章曾多次提到，大家也基本上知道了个大概，在这里，我们就重点对汉初商品经济和诸侯经济对西汉政治的冲击，展开比较全面的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一统国家中，虽然秦始皇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由于暴0秦的一统江山时间太短，短得连与大一统国家相匹配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诸政策都没来得及建立或完善（人们一般知道的也就是著名的“统一度量衡”等一些最基础之措施），而且在秦末风起云涌的义0军起0义和诸侯争霸中基本中断了，没有了政治基础的统一度量衡便成为了一张废纸，对后世的影响甚微，而真正能影响中国两千年大一统官僚经济的第一人，就是后来的强力“经济沙0皇”汉武帝。

西汉立国之后，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暂时还不能全盘实现郡县制高度中央集0权制度的汉高祖刘邦，也只能部分采取了分封制，既分封了同姓王，也分封了异姓王，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各霸一方的诸侯王。诸侯国凭借相对独0立的政治、军0事权，以及汉初轻徭薄租的相对宽松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实力也得到大大增强，大诸侯国甚至是富比皇城，比如齐国都城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其富裕程度比国都长安还甚，难怪连太后都争着和齐王联姻，主父偃还因为联姻不成报复齐王而被杀0死，可见齐国的富裕程度。

这些财大气粗的诸侯王还喜欢与豪绅巨贾沆瀣一气，官商勾结，谋取暴利，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形成了威胁皇0权的两股政治力量，史曰：“因其富厚（即富商），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这在“七国之乱”的过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汉初商品经济和诸侯经济是相互激荡、比肩发展的。汉初由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经济被连年战0争冲击，社会经济残破，而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汉统治0者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不得已实行“无为而治”，因而汉初经济格局便只能是以诸侯经济为主。

因为中央调控的减弱，于是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凭借自己的地利、资源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富可敌国。

比如上文提到的富得流油的齐国，还有以开矿铸币富过天子的吴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方政府的财力甚至超过中央,于是以雄厚经济实力行割据之实，甚至公然打起反叛大旗的诸侯王也不乏其人。齐王、南越王等都是“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就是这种政治经济0危机的总爆发。

当时的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之亡命者盗铸金钱,煮海水为盐”，还大力发展造船业，据说长江三角洲的繁荣昌盛，刘濞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因为他是直接奠基人之一。

由于吴王刘濞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开发豫章郡铜山，以及大力发展煮盐、造船业，也带动了农业、手工业、运输和渔业的勃兴，于是形成了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经济格局。用当时吴王门客枚乘的话来形容就是：“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0国。”

正因为有钱，为了笼络人心，所以刘濞还在高兴之余大手一挥免除了农业税（可能是古代第一个免除农业0税的王国领0导人了），而且中央0政府分给吴国百姓的劳役吴王都主动出资垫支了。这还不算，逢年过节的时候，财大气粗的刘濞为了更好地上演“亲民0秀”，往往亲自慰问知识分子，收入低下的“五保户”或“低保户”还意外收到红包。可以说当时的吴国，基本上也已经是富得流油了。

当然，很多人是“温饱思淫0欲”，更不用说诸侯王的腰杆硬了，那基本上当0天子的心绝对是有的。由于吴王刘濞“富埒天子”，超强实力也使他整天想入非非，想玩玩天子的宝座，过把瘾就死也好。何况他还是一个家仇国恨未报的人，他的“驻0京0办主0任”也就是吴太子因一盘棋引发的血案被汉景帝打0死，这些年总是在琢磨着要“血债0血偿”，史曰：“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差点让汉景帝吓破了胆子。

所以，汉景帝在周亚夫等人的襄助之下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后,为了稳固统治，便着手大力整顿诸侯国。但是心软的汉景帝由于不够“铁腕”，除了让诸侯王的政治权力和军0事权力遭到极大削弱之外,诸侯经济还治理不到位，比如盐铁还没有收归中央0专营，山泽工商之税还是诸侯的特0权,这些人一旦财大气粗，那么分裂0割据的心就从来不死。比如“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也就是要阴0谋0反0叛0中央；而淮南王也“心以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战具，积金钱，贿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才。”地方割据0势力凭借雄厚财力作0乱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当时要“一统0江湖”的汉武帝对诸侯经济的严苛整顿，便成了加强中央集0权的当务之急。因为不从经济上彻底削弱分裂割据0势力的物质基础,那么加强中央集0权便会成为一句空话。

何况当时因为赈灾和巨额战争开支弄得两手空空的汉武帝，正急需搞钱填“窟窿”，看到自己的属国富得流油，哪有不想找个理由把别人的钱圈到自己“金库”的冲动？这样一来，自己的瘪三口袋立马肿涨成0猪0头，多有快感啊！

于是，在“为汉朝子民服务”的幌子下，汉武帝也只能对自己的兄弟举起“屠刀”。而且高度垄0断的经济政策，更使他迅速赚得盆圆钵满，成为天下第一“经济巨头”。

但是，这样的经济政策，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国营0企业的垄0断，禁令太多，统得过死，税负过高，统一币制又制造了通货0膨胀，同时控制农商流通，借贷渠道变得狭窄，不能及时“放水养鱼”，获利能力自然就会大大弱化，这种近乎竭泽而渔的高强度经济干预政策，于是国家迅速向一个重农抑商、官商0勾结的中央0集0权式社会转变，最终是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甚至于动摇了整个社会的根基。

对此司马迁洞若观火，他在《史记·平准书》就对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直面批评，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他的经济思想颇为超前和现代，其气魄和见识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而且也有历史分析家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受到灭绝0人性的腐刑，不只因为他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话，还因为他在经济、政治诸多领域见识卓著，敢说真话，也就是看到大一统的封建集0权政府是如何利用极端0权力，不惜牺牲天下人利益来解决自身财政0危机的愚不可及的做法。他对最高0统治0者直言不讳的嘲讽和反对，早已使皇帝如骨在喉不吐不快，只差一个借口罢了，终于李陵事件让皇帝得到了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