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所体会的那种乐趣，相信会引起许多词的爱好者的共鸣。但在《胡同》一文中，他笔锋一转，将文学性的词牌名同世俗性的北京胡同的名称联系起来了。他写道：“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个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好像龙头井、骑河楼等名字，它们的美是毫不差似《夜行船》、《恋绣衾》等等词牌名的。”朱湘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很是值得我们体味。

文章在先展开之前先提一笔八大胡同，并以之与唐代长安的北里、上海四马路相提并论。北里，即长安康平里，是妓院麇集之地，因在城北而称北里；后北里更成了妓院的代称。四马路正式名称叫福州路，位于上海市中心，其西段自清末直到民国前期也属今之所谓“红灯区”。作者对之自不能提上一笔，但只是随手带过，接着就以主要篇幅探究北京胡同名称的文化内涵，并就一些胡同名称所遭受的厄运发表了议论。

作者深感北京胡同的名称“充满了色彩与暗示”。的确以口袋胡同来称“此路不通的胡同”，“那街道看上去有如梯子似的”则称梯子胡同，可说都是贴切形象的比喻。而从弓弦胡同、弓背胡同这些名目，我们又可以想象那些或直或曲的窄窄小巷如何穿插于一座座四合院之间。至于苏州胡同一名，作者更认为“它的暗示力极大”。是的，这暗示着北京作为有六百多年历史的都城，曾接纳了众多南方省籍的官僚以及相关的人员。还有马神庙的名称，同样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代。作者这样开掘出北京胡同名称的文化含义，对读者是颇有启发的。

文中还例举了许多以井得名的胡同以及羊市、猪市和户部街、太仆街等一系列街名。从这些名称，你可以想象北京人缺水的烦恼和凿井成功的快乐，可以想见当年不同街道贩羊卖菜的集市的热闹境况，可以联想到官员往来车马喧的辉煌过去。也因此，对于人们专注于字面的雅俗美丑而窜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胡同名，令“那富于暗示力的”、“有传说背景的”或“地方色彩浓厚的”各种特色名称趋于湮灭，作者深感遗憾。

胡同名的更改如此，其他地名的更改也是如此。譬如江苏兴化，历史上原名昭阳，宜兴原名阳羡，湖北襄樊原名襄阳，它们的原名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现在来审视这种改动，是否太随意了，如何发扬我国地名文化的优良传统，后来者不可不察。这就是本文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