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南北朝开始，人们把文学与经学、史学、哲学区分了开来，对文学艺术的特点给于了更多的注意。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最重要、最系统的一部著作。本篇论述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情”即思想感情，指作品的内容，“采”即文采，指作品的形式。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注释】书辞：指著作。采：文采。沦漪：水的波纹。振：起，发。文、质：是古人经常用的一对概念，这里大约相当于形式和内容。这几句是说水和木的性质不同，因而它们的文采（沦漪和花萼）也就不同，这说明形式是依附内容的。鞟：去毛的皮。意思是说，虎豹的皮要是没有斑斓的毛，就和犬羊的皮一样了。资：凭借。两句意思是说，犀兕虽有皮，但还要涂上丹漆才能成铠甲。若奈：至于。性灵：人的精神。敷：铺陈。写：描绘。器象：指万物。上句指抒情，下句指状物。镂心：刻画思想感情。鸟迹：指文字。织辞：组成文辞。鱼网：指纸。这两句指写文章。彪炳：光彩焕发。缛采：繁富的文采。明：指（某种事理）清楚明白。意思是文章有文采那是很明白的了。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注释】五色：青黄赤白黑。五音：宫商角徵羽。五性：喜怒哀乐怨。黼黻：古代礼服上刺绣的花纹，白与黑相配叫黼，黑与青相配的叫黻。比：并列。这里指配合在一起。韶夏：古代乐章名。相传韶是舜的代表性音乐；夏是禹的音乐。神理：指天然之理。数：必然性，规律。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宇宙间的万物，不论是山水还是草木鸟兽，都要表现出文彩。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注释】孝经：书名，十三经之一。垂典：传下法则。质：质朴无文。疾：憎恶。信：真实。五千：指《老子》一书。《老子》约五千言，故用“五千”代《老子》。藻饰：文饰，修饰。艳乎辩说：意即以巧妙华丽的言辞为美。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注释】研：研究。味：体会。文质附乎情性：文辞或文或质，都依附于思想感情。华实过乎淫侈：华实的关系不当，是由于过分追求艳丽。意即过分追求形式会使文章华而不实。过：失。淫侈：过度。泾渭：两水名。旧说泾浊渭清，或说泾清渭浊。按辔：控制住马缰绳。这里以清流和正路比喻情采相符，以浊流和邪路比喻采过于情。三句意思是如果能区分什么是正确的途径，什么是不正确的途径，就可以写好文章。铅：铅粉，古人用以搽脸。黛：青黑色的颜料，古人用以画眉。盼倩：“盼”指黑白分明，“倩”指口颊美，这里泛指女子容貌美。淑姿：美好的资质。经、纬：织物所用的直线叫经，横线叫纬。织时先定经线，然后把纬线织上去，所以认为经比纬重要。

到这里为止，构成本文的第一大段，即正面立论部分。一开始，作者从“文章”二字的正名入手，引出了文质并重，不可偏废的主张。我们知道，“文”和“章”原本都有花纹的含义，其中必然包含着“采”的要素。但作者紧接着指出：事物外观上的风采，又总是同它内在的质性紧密相联系的。水性虚明，方能结成波纹；树体坚实，才会开出花朵——一定的文采须依于一定的质地。虎豹身上失去花斑，就同犬羊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犀兕的皮革拿来制甲，也还要涂上红漆才见的美观实用——一定的质地又有待于一定的文采方足已显现。“文附质”和“质待文”，确切地说明了事物内质与外形间的辩证关系。至于抒写性灵、铺陈物象的文章，又怎能不焕发出与其内容相适应的明丽的光彩来呢？于是作者进一步将文采归为三类：由青黄赤白黑所构成的叫“形文”，如织绣的图案；由宫商角徵羽各种声音所构成的叫“声文”，如演奏中的乐曲；由人的情性喜怒哀乐怨所构成的叫“情文”，如人们所写的辞章，从一般事物文质相统一的规律引申出特殊形态的事物——“情文”，申明情性与文采相结合的原理，可谓大处着眼，立论高卓。

那么，“情”和“采”在文章中相结合的关系，又该怎样具体来把握住呢？作者引证了四家的有关言论、经比较后指出：《孝经》和《老子》尽管注重文辞质实的一面，却并不废弃语言的美；《庄子》和《韩非子》则光强调了辩丽藻饰，不免有华侈过度的弊病。要把握住两者的关系，必须弄清楚文章的本源。正好比花粉黛石是用来修饰容貌的，而真正的美丽则出自人的姿质；文辞藻采也是用来修饰言语的，而动人的言语发自内在的情性。由此作者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也就是说，内容是一篇文章的经线，形式是表达内容的纬线。经线端正，纬线才能织成，内容确定形式才能畅达，这是创作的根本道理。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注释】志思：思想感情。蓄愤：蕴藏着郁积烦闷之气。讽：用含蓄的话劝告或讽刺。诸子之徒：指上文所说的辞人。郁陶：精神郁积的样子。苟驰夸饰：随意的施展夸张文饰的手法。弛：逞，施展。夸饰：夸张文饰。鬻声钓世：指沽名钓誉。要约：简约。烦滥：繁杂而浮华失真。体情之制：表现感情的作品。疏：稀少。轩冕：古代史大幅缩成的车和礼冠。用以指官爵。皋壤：泽边地，指隐者居住之地。几务：指政务，多写作“机务”。人外：人世以外。真宰：本指自然界的主宰，这里指真实的思想感情。翩其反矣：“翩”，翩然，轻捷的样子。在这里只用“反矣”的意思。两句的意思是作品中没有真实的思想，所写的和想的正好相反。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注释】桃李不言而成蹊：意思是桃李从来不说话，但有果实吸引着人们，很多人来采摘，在树下走出一条路。男子树兰而不芳：意为男子没有爱花的真情，所以种出来的兰花也不香。征：取，取法。

论点确立以后，便转入实际创作现象的考察。作者就情采关系上将历来的文学传统区别为两大倾向：一种是胸中怀有忧思，再通过语言文字吟唱出来，以期达到讽喻的效果，如诗经里的篇什，这叫做“为情而造文”，另一种是内心本无郁积，徒然虚饰上一大堆藻采，便于沽名钓誉，如辞赋家的作品，这叫做“为文而造情”。两种倾向哪一种符合“立文之本源”，是不言而自明的。不同倾向便又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前者写真，而后者烦滥，前者“要约”，后者“淫丽”。两两相较，取舍也很明显。在作者看来，可惜的是，后世的文章家大多走上“为文造情”的道路，采袭伪滥，忽略真情，以致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偏要高唱田园情趣，操心繁忙政务的人偏要空谈隐逸生活，真实的思想感情不复存在，言辞和情志正好相反，这样的文章怎能取信于人呢？从区分两大倾向，进而批判“采滥忽真”的近世文风，显示了作者“情采”观的现实针对性。这是本文的第二大段，也可以算作驳论部分。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注释】辞诡：言辞虚伪。诡：不正，反常。心理：心和理，指思想内容。“心”是就作家而言，“理”是就作品而言。翳：遮蔽。翠纶：用翡翠鸟羽毛装饰钓丝。桂饵：用肉桂做鱼饵。言隐荣华：指言语的真意被文采所掩盖。衣锦褧衣：意味在锦衣上外加上麻布罩衫。恶文太章：嫌恶花色过于鲜明。章同“彰”。贲象穷白：贲卦终于白，这就说明事物贵在返本。“贲卦”的最后一爻是“白贲”，所以说“贲象穷白”。模：法，规范。拟：比拟。地：质地，指文章的基本要求。两句的意思是，根据创作的规范和文章的要求来适当安排作品的思想内容。结音：即遣词造句。摛藻：铺陈辞藻。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使文辞的华美和征引的淹博不掩盖内容。正采：正色。古人以青黄赤白黑为正色。间色：不正的颜色。赤白相间为红（即今天所说的粉红），赤青相间为紫。两句的意思是要使朱兰等正色鲜明，而屏除红紫等间色，比喻要提倡像《诗经》那样的文采，要摒弃辞赋那样的不正之风。彬彬：文质兼备。

第三大段进入结论。结论部分承上正反对举讲起，用了一连串比喻和典故来加以申说。鱼钩子本用来钓鱼，但若用翠羽做钓丝，肉桂做钓饵，反而会将鱼吓跑，就好像文辞藻采用来说明道理，而若辞采诡伪，华过于实，也会掩蔽真实的思想感情。织锦的衣服要套上麻布罩衫，是担心它的色彩过于显耀；《周易·贲卦》的“贲”字有文饰的意思，而卦象却归之于白色的本底。这一切表明，文章的写作必须以情理的设置为前提，理正心定，而后摛藻结音，才能“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辉耀，杂色摒弃，这才算辞章的合理修饰，达到文与质的真正统一。最后的结论呼应着开首的立论，但立论部分对“文附质”和“质待文”这两方面关系仅作平列的展开，结论部分突出了“文不灭质”的思想，显然是有为而发的。

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注释】赞：古代一篇文章末尾用来概括全篇大意或表明作者观点的一段画。赞或为散文，或为韵文。《文心雕龙》的赞是韵文。文：文采。斯：语气词。验：应验，被证实。心术：内心活动。形：表现出来。英华：指文采。赡：富足。吴锦：吴地织的锦。好渝：容易变质，渝：改变。舜英：木槿花。徒：空，白白的。木槿花朝开暮落，有花无实，所以说“徒艳”。味：品味。指分析欣赏文章。

篇末以“赞曰”的形式对全篇大意做了概括，这是《文心雕龙》的定式。赞词虽不多，但能抓住要领，值得细细品读。

《情采》是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学专论。它对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把握，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针对性；既有正面立论，又有批判性阐述，确实是情采统一的大手笔。文章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其意义，值得研读。

附录：《情采》作者：刘勰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文言文翻译:

《情采》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一篇，主要是论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形式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内容才有意义，内容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相依相存的统一体。刘勰认为文学作品必然有一定的文采，但文和采是由情和质决定的，因此，文采只能起修饰的作用，它依附于作者的情志而为情志服务。第二部分从文情关系的角度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诗经》以来“为情而造文”的优良传统，一种是后世“为文而造情”的不良倾向。前者是“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因而感情真实，文辞精练。后者是无病呻吟，夸耀辞采，因此，感情虚伪而辞采浮华。刘勰在重点批判了后世重文轻质的倾向之后，进一步提出了“述志为本”的文学主张。第三部分讲“采滥辞诡”的危害，提出正确的文学创作道路，是首先确立内容，然后造文施采，使内容与形式密切配合，而写成文质兼备的理想作品。

本篇是针对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创作风气而发的。为了探索正确的创作道路，刘勰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因而应该文质并重。他也强调文必有采，但必须以“述志为本”，不能以文害质。这些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他的所谓“情”与“采”，其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在理论上的阐述，也还是比较粗略的。

(一)

古代圣贤的著作，都叫做“文章”，这不是由于它们都具有文采吗?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物。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犀牛的皮虽有用，但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可见物体的实质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绘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所以，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第一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颜色而成的;第二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种颜色互相错杂，就构成鲜艳的花纹;各种声音互相调和，就构成动听的乐章;各种性情表达出来，就构成优美的作品。这是自然的道理所决定了的。如《孝经》教导后人：“哀悼父母的话，不需要什么文采。”由此可见，人们平时说话不是不要文采的。又如老子反对虚伪，所以说：“华丽的语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写的《道德经》五千言，却是非常美妙的;可见他对华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对。此外，庄子也曾说过“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物”，这是讲辞采的修饰。韩非又曾说过“巧妙的议论多么华丽”，这是说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议论，修饰得很巧妙的描写，文章的变化这就达于极点了。体会《孝经》、《老子》等书中的话，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细看《庄子》、《韩非子》等书中的话，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淫侈了。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间加以适当的选择，在邪道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也就可以在文学创作中适当地驾驭文采了。但是红粉和青黛只能装饰一下人的外容，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美丽姿容中产生出来。文采也只能修饰一下语言，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所以思想内容犹如文辞的经线，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了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

(二)

从前《诗经》的作者所写的诗歌，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则是为了写作而捏造出情感来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像《诗经》中《国风》、《小雅》等篇的产生，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种感情，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后来的辞赋家们，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却勉强夸大其辞，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乱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爱好虚华而轻视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禄，却满口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既没有真实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写了。古人曾说：“桃树李树不用开口，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故。古书上又曾说过：“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却没有香味。”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致的感情。像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凭借着果实;何况人们写作文章，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

因此，写文章时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事理。如果文采浮泛而怪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这就好比钓鱼的人，用翡翠的羽毛做钓绳，用肉桂做鱼食，反而钓不到鱼。《庄子·齐物论》中说“言辞的涵义被过繁的文采所掩盖了”，指的大约就是这类事情。《诗经·卫风·硕人》说“穿了锦绣衣服，外面再加上罩衫”，这就是因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周易》中讲文饰的《贲卦》，最终还是以白色为正，可见采饰仍以保持本色为贵。进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确定了，才能据以配上音节，缀以辞采;从而做到形式虽华美，但不掩盖其内容;辞采虽繁富，但不至埋没作家的心情：要使赤、青等正色发扬光大，而把红、紫等杂色抛弃不用：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

(四)

总之，语言要有华美的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确是不错的。运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确，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适当丰富了。但吴地出产的锦绣容易变色，木槿花虽美而不能持久;写文章如果类似这样，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

 

刘勰（约公元465——520），生于京口（今镇江），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