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之子。他作为东晋名门贵胄，曾身居显位，又负一时才名。不过，他既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称说的政绩，也没有留下什么不朽的文字。《晋书》是为他立过传的，标明青史，这又是很大的荣耀。但他传纪的内容，竟只是史官从《世说新语》中采拾来的几则琐细的故事，如他暂居别人家空宅，便令人种竹，声称“何可一日无此君”，以及这一则“雪夜访戴”之事。读史至此，令人顿生疑惑：这样的琐事，也值得堂而皇之的载入史册吗？

《晋书》修撰于唐初，那是一个门阀士族势力开始衰退却又依然保持崇高声望的时代，东晋名士的风采在唐人心目中尤其是值得羡慕的典范，其实到了晚唐的杜牧，犹在诗中写下了“自古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这样满怀向往之情的句子。而一说到“东晋风流”，只要是读过些古书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王子猷种竹、访戴之事。这几乎成了历史上士族文化，士族人生姿态的象征、如此说来，这些琐细的故事由于它特殊的文化背景，我们就不能把它看成无足道的了。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士族势力最强大的时代，特别像王谢这样的高门，拥有不受皇权影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他们的子弟凭着血统的高贵，便可以安享尊荣，这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阶层。贵族制度当然有它不合理的一面，但那些名门贵胄也因此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尊严和自由——因为他们无求于人，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而尊严和自由，其实是人的天性中所要求的东西。在后来贵族消失、皇权强化的时代，一般读书人为了混一点可怜的功名利禄，连走路的脚步、说话的声气都得小心谨慎；然而即使如此，危险依然存在。这种扭曲的、受压迫的生命状态是他们对六朝贵族的那种自由舒展的生命状态生出无限的向往和羡慕，那是人性所使然，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东晋风流”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所显示的人生的可能性。

王子猷在一个雪夜醒来，突然想起了老朋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舟前往，这已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了。小船行了一个晚上，天亮时到达朋友的门前，他却又掉头回去了，这就更令人莫名惊诧了。但王子猷有自己的说法：“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个“兴”字用得好，他是这篇文章之魂，也是王子猷行为的重要依据，只要乘“兴”与“兴”尽了，见不见戴安道已经不重要了。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兴致、兴味行事，不遵循生活的既定规范和常理常情，这是一种非常舒展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它不仅体现出当时士人所崇尚的任诞放浪，不拘形迹的“魏晋风度”，而且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魅力。

人在世间生存，大多情况下是受功利愿望支配，受社会一般行为标准制约的。但人还有同这不甚谐调乃至相背离的一面，那就是人的自由的自然天性。一个人倘使事事都盘算的很精明，永远也不受情绪的影响，那也真是绝无趣味：不仅在别人看来面目可厌，在自己也活得难过。所以，人既是顺俗的，又是向往脱俗的。

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最终结果，而在于其过程本身，因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功利与实用性，它是束缚人自由的枷锁，没有目的，人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

就如本文，见戴这一过程的终结并不是他的目的，它的目的在于兴之所至的过程，它的意趣只在路途中。这确实是一个琐细的故事，但它却有一种动人之处。即使我们可以拿另外的事实来说明东晋名士未必那么高雅，他们仍然有很多庸俗可笑的地方，但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刻，生命终究呈现了自由的、唯美的、不假借任何“意义”而自我完足的姿态。

附录：《王子猷雪夜访戴》选自《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居山阴 ，夜大雪，眠觉 ，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舟就之 。经宿方至 ，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