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位优秀的女性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主人公，知识分子居多， 即使无知识的曹七巧之流，其活动范围也是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作品的格调加上张爱玲的世家出身，难免给读者传递着一种孤傲自许的信息，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对张爱玲的疏离与远观。但近读陈子善发现的张爱玲旧作《牛》，蓦地感到张爱玲的形象除了众所周知的“寂寞”、“凄清”、“冷艳”之外，又多了些许温馨。
    《牛》是张爱玲在中学时发表的短篇小说，总共才不过几百字。在这部小说里，张爱玲从她高贵的身世、生活中俯下身来，从她的女性世界里走出来，视点落到了农民身上，开始关注农民的疾苦，表现了她“冷艳”面纱下有着些许的温情脉脉。中国的农民历代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创造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却又受到人们普遍的俯视，他们的辛苦、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疾苦，非亲历不能祥述。历代也有不少作家用文艺作品表现着农民，但不排除大多数人只是利用这一题材来沽名钓誉。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忍辱负重的、诚实善良的、默默奉献的农民呢? 哪怕仅有同情? 但在张爱玲的小说《牛》里，我们看到了张爱玲对农民生活的关注，看到了牛一般生活着的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生命的无力挣扎。作为短篇小说，《牛》的故事情节很简短：因为自家的“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 禄兴家的田到了农耕时节也无法耕种。于是禄兴卖掉家中仅有的两只小鸡去租邻居蒋天贵的牛。岂料牛欺生，被鞭抽急了起了性子， 活活把禄兴顶死了。为了生存，生命做过挣扎，但这挣扎在现实面前多么无力，以惨败告终。小说中生命所做的挣扎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种是心的挣扎，一种是行动的挣扎，两种挣扎，统一于人的求生本能。心的挣扎是带血的，痛苦的。面对着空空的牛栏，想到被活活牵走的牛，想到急如丑恶现象，都必须保持严格的真实。只有真实才能对广大群众起到教育、鼓舞、激励作用。只有真实，才能有批判的穿透力，也只有真实， 才能达到真善美的艺术效果。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其生命力也不会长久。正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评论家缪俊杰认为，片面强调报告文学的“报告性”而排斥“文学性”是不恰当的。茅盾先生早年写过《关于报告文学》一文，提出报告文学“必须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的观点，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报告文学奠基者的一些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等，都是既重视真实性，又注重文学性的优秀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新时期以来，徐迟、黄宗英等一批老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 也都重视报告性和文学性的有机融合。问题在于，有人片面理解茅盾的话，以小说的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提出可以用“ 虚构”、“ 想象” 等危害报告文学的生命———“真实性”的偏颇观点，从而导致了一部分作品虚构、失实的倾向。而另外有些人则矫枉过正，忽略甚至排除它的文学性，把报告文学同一般的纪实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有人把缺乏文学性的记人、记事文章，传记、游记、日记，甚至工作回忆录和村史、厂史之类的东西都称为报告文学。这不仅使报告文学“泛化”了，而且降低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创作门类的品格。造成报告文学只有“报告”(真实)缺少“文学”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作者对已有的材料不能按文学艺术创作要求进行取舍、加工、提炼等精细处理。其次是一些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报告文学文体，对这种体裁缺乏基本理解和认识。再一个原因是现在不少作品是经某些单位、部门和某个领导授意产生的，这些作品往往是有人出钱、又有具体创作要求和目的，既要照顾到张三李四，又要考虑到“左邻右舍”，所以不可避免地加给作品更多的“报告”。近年来，虽然报告文学作者队伍越来越大，但有文学性、能使读者读下去并“买单”的作品却越来越少。一批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贴金文学”、“马屁文学”，昂首挺胸地迈进了报告文学的作品行列。这类报告文学在关注的对象上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写无关痛痒的文字，做金钱驱动下的经济文章。与纯正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坚守相比，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理当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