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和平邨的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说：“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楼去看他。

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不腹泻，不像是吃坏了。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我到了夏家，夏医生取过诊药箱，开汽车来到和平村，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楼见元同还熟睡着。等到八点后，我上街买了一只高脚痰盂、一支体温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后我又上楼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楼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里，把脚盆洗干净。夏医生又来了，给郭听了听心脏说：“好一点儿。”又给他打了一针，说，“不要让他动，明天我会再来。

”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帮他量体温，帮他洗脸擦身，给他读《希克梅特诗选》，哄着他。夏医生每天来，并每天打一针针剂。郭渐渐复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经医生允许，能走路，能下楼上厕所了。他对我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么多天，抱歉。”我说：“那没什么，如果我病倒了，你也会这么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亲从北京来看病后的元同。丁力说：“婆婆来相儿媳妇了。”我没反驳。郭伯母来后，我陪她逛了大上海。临走时，她送我一只玉镯。以后，元同告诉我，那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辞。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并买些皱纹纸、亮光纸、剪纸、窗帘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是去年在香港去世。）我先清扫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贴了龙凤呈祥的剪纸，又把花纸制成纸环，串起来，吊在屋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