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初，张伯驹坐车刚出培福里弄口便被绑架。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

    其实绑架的主要筹划者，乃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李祖莱嗜赌，绑架案发生的几天前，李输掉了一万多元。另外，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调走后，按理应由副经理肖颜和升任经理，襄理李祖莱升任副经理。但没想到吴鼎昌认为肖太平庸，李人品较差，且与汪伪勾搭，结果找来了张伯驹。李祖莱又急又恨，就打电话给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后改名吴世宝)，请他派几个弟兄将张伯驹绑走，说这样可以“大发一笔”。

     吴世宝流氓出身，投靠日伪后专门捕杀抗日进步人士和绑架上海滩工商界巨富，“化工大王”方液仙就是被他绑架杀害的。此人胆大妄为，根本不管什么“盗亦有道”，总是勒索人质钱财后“撕票”，为“同行”所不齿。就在绑架张伯驹的同年12月，他还策划抢劫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黄金。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赎金200万元。潘素只凑到100万元，离对方要求的数额还差一半。张家本来有古董、书画，但张伯驹对于收藏的座右铭是：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而国宝难求，万一让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当时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仿的话，搞不好银行会顷刻破产。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有关各方：帮忙只能在暗中，千万不可由银行直接出面接洽。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他领着潘素去找孙曜东。孙曜东的曾祖父是孙家鼐，当时正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周佛海的秘书。孙曜东经过调查发现：绑架案系李祖莱主使，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曜东就直接给李祖莱打电话说：“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而李祖莱的回答是“少管闲事，不用插手”。

    孙曜东只得将此事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闻之大怒，当下给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虽有周佛海“说话”，但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这才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为“人情”，送给正驻扎在上海浦东的汪伪头目林之江。抗战期间林之江在汪伪和国民党军统之间“脚踩两只船”，先参与刺杀准备叛变日军的前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凤岐，后参与捕杀准备行刺丁默邨的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保证“绝对奉上20根大条”。

     林之江得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回到家里，潘素悲喜交集，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不多日，张伯驹一家收拾行李匆匆返回北方。   -----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