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路以金陵路为界以北侧黄浦、南侧是卢湾区。北起金陵路，南至太仓路。长356米，宽18.2～21.3米，车行道宽10.5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筑，以河南嵩山命名。民国3年(1914年)以曾任法国驻华公使名命名葛罗路。民国32年复名嵩山路。沿路为住宅。1943年接收了租界后的汪伪政府决定对租界内路名进行重新更名，把葛罗路更名为嵩山路，基本原则是取消原来的外国路名，统一使用中国路名，于是采用以中国的名山名水作为原法租界路名的办法。由于真正被人熟知的名山实在有限，所以这个更名办法后来跌进了“山穷水尽”的死胡同。1946年上海国民政府又对一些带“山”的路名重新调整，华山路、衡山路、嵩山路、雁荡路则是从1943年保留沿用的路名。电信大楼1982年兴建的,原基地系马德里（马立斯(西）黄陂北路27弄在上海投资里弄之一）危房。大楼地面24层，地下3层，总高度为131.8米，是全上海最先打破国际饭店高度第一楼之一。主楼建筑采用筒中筒结构。为便于安装通信和空调设备，1至20层的标准层，层高5.2米，21层至23层的层高为7.8米。内部通信机房为12米无柱大跨度建筑。大楼安装了先进的通讯设备。嵩山路北起延安东路，西侧是沪光电影院。警察叔叔这套制服20年没变，汽车牌号08。这家“沪光烟店”兼营百货。感谢 @随意-SY 提供上图

   王加元回忆说，2001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有人告诉王加元，位于宁海西路的杜公馆要被拆了。杜月笙的名字激起了王浓厚兴趣，随后，他立即前往工地现场查看。当时杜公馆的正门已被工程脚手架围了个严严实实。正门前四个大字已被水泥封掉。室内原先红色的护墙板则被黄色油漆所覆盖。
       王加元说，查看过现场后，上海醉枫阁决定立即将其购买下来。因为“毕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住过的地方。”当时，醉枫阁每晚会派人派车前往工地运送构件，这个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达数月之久。
       王加元没有透露购买的具体价格，只是说用的是分期付款的方式，工程队一边拆，他们便一边买，一边运走。“到后来越卖越贵。”王加元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有许多这里的事，我实在不知细节。我在80年代最后几个月单位分房离开了光德里。民国34年11月，青帮头子黄金荣召集原忠信社门徒，成立荣社，址设与近杜公馆的嵩山路振声里1号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中（嵩山路53号，已拆），社长黄金荣。荣社成立之后，黄金荣一直在积极维持，又是安排活动，又是拉帮结伙，吸纳所有能吸纳的成员。黄金荣虽然因为诸多家庭丑闻走了下坡路，但在上海余威尚存。加上他时刻钻研经营，一年之后，荣社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恒社，只是从质量上看，不及恒社精英众多。黄金荣的荣社看起来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但本质上和恒社是有区别的。他想着以荣社重新翻身，用的还是从前做老流氓的那种手段，维系成员关系的还是那种江湖之中的“兄弟道义”。黄金荣想学杜月笙以荣社为媒介，慢慢渗透政界，但这蹩脚的经营手段，最后还是让荣社沦为了黑帮集会。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正对这种帮会组织十分敏感，杜月笙回归上海之后处处受限，已经能够充分说明问题了。黄金荣一下子集结这么多人，成日无所事事，不是吃喝就是找金融家麻烦，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荣社不但没有让黄金荣“重归辉煌”，还让他成为了上海政府的眼中钉，荣社的寿命注定不会长远。而黄金荣将荣社的定位就是不精确的，他单纯只是想以荣社和杜月笙的恒社抗衡，但如何做？有何目的？如何管理？这些他都没有系统的规划。他自己上梁不正，荣社成员也放纵自我，打着黄金荣的名义打家劫舍，黄金荣始终没有跳出黑帮老大的位置。嵩山路延安东路角上的沪光电影院也被拆了。延安东路725号沪光电影院原叫沪光大戏院，我上一辈老人一直这样称呼。1939年初开幕，里面容纳观众912人。曾用名“七一电影院”。沪光大戏院是由苏州大光明戏院老板陶寿逊等三人发起建造的。1938年，陶老板等人来上海与地产商王梅等人，集资成立了一家中美公司，并以中美公司的名义，与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潘志衡订约，由潘出资租下爱多亚路上一块1000多平方米的地皮，用来建造影戏院。他们聘请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并委托赵桂记营造厂承建，建筑式样中西合璧，富有宫廷情调。1939年初取名沪光大戏院（英文名为ASTOR）。

沪光占地967平方米，建筑面积1188平方米；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东边转角为大楼式，窗户成蜂窝式；正面以奶黄色耐火砖贴面，进门即见两根大红圆柱，天花板为宫殿式藻井图案；观众休息厅以仿古装饰，左首为立式玻璃灯滴水池，拾级而上，大扶梯右侧中部有观音龛；观众厅上下四壁有八仙嵌形图案，舞台上方为宫殿式彩檐，上立“海上银都”大匾，穿堂吊灯采用宫灯式样。由于装潢古色古香，因此深受观众赞赏。楼下观众厅地坪，座椅一反剧场前低后高式的惯例，首次采用前后高、中间低的元宝式，因银幕架较高，绝无被前排观众遮住视线之弊。楼上观众厅为红色丝绒地毯，楼下观众厅用亚麻纺织为地毯，上下二层观众厅共设1200余座位，地下室有锅炉房，可供场内暖气。

1984年7月20日，沪光电影院利用地下室，开设音乐茶座。以后各场所音乐茶座陆续开业，交谊舞活动也重现于市。初时仅允许非营业性舞厅存在，经办者采用出借场地或集体包场的方式。至1985年，国际、华侨及和平饭店试行经营性舞厅，对象为外宾、华侨和港澳台胞。以后又有多家兴办，这一时期有的舞厅、茶座曾出现秩序混乱，演唱节目低级庸俗和场内空气污浊等现象。1985年8月起，对舞厅、茶座的各种设施、设备、演唱台风和场内秩序的管理进行了全面整顿，对不合格者吊销执照。整顿前音乐茶座有19家，整顿后只批准11家。

以前想看场电影很随意，天太热就去里面避暑，几毛钱的事，凡事当时新电影都在沪光看。那个时候光德里没有卫生间，沪光几乎天天要去报到。上海延中公园原名为延安中路大型公共绿地，是为改善上海生态环境、缓解中心城区的“热岛效应”，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横跨黄浦、卢湾、静安三个区。绿地整体规划方案由世界著名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景观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共同策划，并由上海市园林设计院作施工图设计。

为进行一期建设，共动迁单位59家，居民1681户，个体户26户，总投入4.8640亿元。建成后的公园一期内大树成荫，植物种类丰富，栽有紫薇、雪松、榉木、香樟、银杏等乔木，绿地上引种的马褂木、野黄桂、杜英、杜仲、毛竹等树种在上海公共绿地上是少见的。

 延中公园二期东起普安路、西至淡水路、南连金陵路、北接延中路，共动迁居民、单位、个体户逾3000户（家）。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建设绿地80000平方米。动迁居民在积极配合城市环境建设的同时，绿地设计渗透现代园艺手法，以自然为主，以植物材料为主，并配以水体、半岛、桥、平台、亭子等景物，给人以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感觉。共种植物有213种，其中79种为乔木，构成了大片竹林景区和南方植物景区。134种植物为小灌木、水生植物和地被植物，公园所种植物中有30多种是新增的而且在上海很少见的品种，如金叶接骨木、大花金鸡菊、巨紫荆等，还引进了10种左右的南方植物，如华盛顿棕榈、布迪椰子、加拿列海枣等；同时还种了约10种水生植物，除水葱、芦苇等常见品种外，还有荻、水生美人蕉、水生燕尾等新增品种。

 公园中的水体共6800平方米，以黄陂路为界，分成两块，池深约1—1.5米。东片的水面上野鸭戏水，红鲤鱼翻腾；喷泉水柱，矗立于水中央，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西面是叠落水景，把远处的水，一层层地往下送过来，再通过人工的办法，把水打上去，保证了水体是个循环流动的活水。人们可以踏上水面上的小岛，置身于水的怀抱；或是坐在凭临水面的观景平台上，静听蓝绿交响曲；或是光脚走上木质小桥，看潺潺流水从你脚下淌过，最低处，水面离木桥才20公分距离。公园内还设置了凉亭、座凳等休息设施，建成了6块大树地坪，不仅可供游人休憩、停留观景，也是人们晨练的好场所。

离开绿地公园回头看看嵩山路，高楼林立。

过淮海中路 淮海中路247号淮海中路235号（原霞飞路巡捕房） 法租界霞飞路巡捕房，为法国古典型建筑.建筑位于淮海中路嵩山路口，占地面积6667平方米，建筑面积6715平方米。淮海中路嵩山路西南角曾经是亚洲银行葛罗路霞飞路亚洲银行分行平面图

葛罗路霞飞路实景旧照

1919年，冯超然从苏州迁居至上海嵩山路90号，将寓所名为“嵩山草堂”，时年三十七岁，随后他在上海的声名渐涨，嵩山草堂也因此宾客盈门。

1924年，吴湖帆为避军阀混战战火，也迁居至上海嵩山路88号，和冯超然对门而居，名其寓所为“梅景书屋”。嵩山路101弄萝村,在靠近淮海路的嵩山路上，101弄7号，是一幢单独的300多平方米的三层小楼。那幢楼的主人临近1949年去了美国，留下替他看房子的，后来又住进多户居民，到“文革”开始时，整幢楼都住满了。“文革”中这里成了济南路派出所。“文革”结束后派出所搬出，在美国的主人就想把房子出售。1984年市妇联机关创办是《为了孩子》想扩办“家庭”“生活”类杂志，急需要办公地。那时，私人房子的买卖还是稀罕事，杂志筹备者，跑了好几趟。房主人的亲戚也是代理人陈先生，住在顺昌路，每次见他，陈先生总是严谨认真，大致意思是，我们说好的事，不会变的。后来，市领导批了房子给原住户，解决了最大的困难，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的房屋政策，杂志社只需付4万元左右，买下了这栋楼。济南路派出所补偿了10年的房租1万多元。这幢楼是钢窗、打蜡地板，但因为年代久远，墙体发酥，我们搬进去前不得不大修了一番，花去1万多元。一切就绪，已是1984年的夏末。杂志社从长乐路1039号搬出的那天，申请创办《现代家庭》已得到批复同意，按期出版《为了孩子》杂志的同时，筹备《现代家庭》的出版。《现代家庭》创刊于1985年1月11日，三个印张48页，定价0.32元。通过邮局向全国征订，没有任何宣传包装，竟然在开印前已有了二十多万的订阅数！当时的期刊市场还是匮乏的，有很大空间。

嵩山路101弄的萝邨，建于1940年，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共7栋，占地1.72亩，建筑面积1862平方米。嵩山路到了太仓路结束。

据住宅志记录：太仓路119弄吉益里，建于1914年，新式里弄砖木三层，45幢房。据居民回忆，吉益里弄楣曾有1927年字样，判断吉益里，早期石库门，不会有三层新里，卢湾区志革命事迹记录“民国23年翻建今弄”。

陈独秀历经了“二次革命”的生死，逃亡日本，于此时再次回国，租住在了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据考证为今太仓路119弄）。上海法租界当时刚刚扩充界址到此，原来是一大片农田的土地突然有了商业价值，房价要比法租界旧区与公共租界低廉许多，中外商贾纷至沓来，竞相“永租”建房，出租牟利，卢家湾一带的房地产业就这么兴旺起来。陈独秀所租住的吉益里，也是那批刚刚造好不及1年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里弄房子。他与阔别一年之久“忽咳血”的妻子高君曼重聚，住在21号里，一同居住的还有三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大女儿陈玉莹。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统楼为书房，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亦为会客开会处，亭子间堆放杂物。担任编辑有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并常在此办公或居住。

《新青年》，本名《青年杂志》，民国4年9月，陈独秀创刊于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注：原资料称是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据查，嵩山路从无吉谊里，而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正与嵩山路太仓路口相对。是弄建于民国3年，原旧式里弄，民国23年翻建今弄。“益”、“谊”，近音易讹，当为吉益里。〕次年9月更名《新青年》后随陈迁北京。此时又随陈迁回。一看就知道是重建的石库门房。兰生大厦

延安中路高架

人民广场“八层楼”

电信大楼

上海博物馆

电信大楼曾经是上海第一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