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因斯坦一封信的翻译

1953年4月23日，爱因斯坦致信J.S.Switzer，全文如下：

Dear Sir ,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Sincerely yours,

Albert Einstein.

由于爱因斯坦在科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又由于这封信涉及到对中国古代贤哲的评价，从而也涉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评价，这封信的翻译必然备受中国读者的关注。

由徐良英、范岱年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商务印书馆于1976年1月第1次印刷时，编译者翻译了这封信，并加了《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的标题，信的译文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以上姑称为第一种翻译。标题中的“中国古代的发明”是编译者有意加进去的。

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商务印书馆于1983年8月第3次印刷时，编译者对译文做了修改，但沿用了《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的标题，信的译文改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以上姑称为第二种翻译。末句改为虚拟语气，对“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的判断持不置可否但倾向于否定的态度。

2005年6月，由徐良英、王瑞智编写的《走进爱因斯坦》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编写者对这封信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的原有译文作了重大修改，标题修改为《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中国无缘》，信的译文修改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以上姑称为第三种翻译。除了标题的修改外，末句也修改为与中国古代发明无关的一句话：“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彻底否定了“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的判断。

2005年，徐良英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题为《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的文章，解释了三种翻译的来龙去脉，公开承认第一、二种翻译的末句是错误的。他说：

“一直到今年（指2005年）2月，为了纪念‘爱因斯坦奇迹年’的100周年，我和一位年轻朋友王瑞智计划合编一本图文并重的小书《走近爱因斯坦》，要从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410篇文章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54篇（不包括过于专门的科学论文）。在逐篇重新审读所有译文时，着重思考了1953年致J.S.Switzer 信的译文问题，终于认识到自己固执己见的错误，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Martin J.Klein 和张之翔的意见，把译文改定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应该赞赏徐良英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态度。显然，这第三种翻译与原文更加契合。

这里的关键，是对“these discoveries”的理解。上文有“the invention”，还有“the discovery”，下文将这二者合一，简化为“these steps”，又简化为“these discoveries”。所以，应该认可第三种翻译，否定第一、二种翻译。

但是，应该引以为戒的是：由于《爱因斯坦文集》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致使第一、二种翻译早已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误导了不少读者。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出版物在引用该信时，有意或无意选择第一、二种翻译，而且，更多的是选择第一种翻译。凡不知有第三种翻译，而无意选择第一、二种翻译者，显然是对爱因斯坦的论断有误解，应该予以改正。凡明知有第三种翻译，而仍有意选择第一、二种翻译者，一定别有用心，应该予以批评。教训是：凡历史档案的翻译，必须慎之又慎，力图尊重史实，力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决不应把自已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古人，以免误导读者，从而产生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