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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联想:"4留守儿童疑似在家中喝农药自杀”一事，虽时过境迁50天算不上新闻，但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余音绕梁。温故知新，究竟是什么使4留守儿童丧失生活的信心，如此于心不忍走上了不归之路?实在令人痛心?再一次勾起人们伤心的回忆。2012年11月16日，毕节市5名儿童在下着冷雨的夜晚，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而这一次，4名儿童之死或许并非早前媒体报道的那样，乃是因为没有饭吃才自杀——据村支书介绍，孩子们的父亲今年4月还寄来700元钱，警察现场发现的银行卡也显示，低保金结余3500余元。不过，这些孩子孤苦无助的生活状况，却是毋庸置疑的。而正是他们，却过早地独立生活，承担起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超重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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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孩子的家。

　   心病还需心医治，解铃还需系铃人。也就是说，根据已澄清事实真实客观而论，4名儿童最缺的也许不是维持生命必需的吃喝，却缺乏最基本的照拂与关爱，缺乏一束明亮的光穿透生活中的层层雾霭，照亮他们枯寂的人生。而这些，他们的父母家人很难给他们。外出打工的父亲已经失联，即便联系上了，似乎也很难长相厮守；母亲也早已外出，杳无音讯；隔辈人的外公外婆也无力抚养他们。这些孩子与这个社会的联系是如此脆弱，他们的生存基本上处于一种孤立的原子化状态，无依无靠，无人问津，直至生命终结。而正是他们，却过早地独立生活，承担起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负。如果在这些孩子精神危机之际，有善之心者及时发现进行精神疏导，悲剧或不至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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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孩子的家。

　　然而，令人反思的是：2012年5名儿童中毒死亡事件发生以后，毕节市曾承诺对全市留守儿童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 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并采取“一对一帮扶”方式；教育部等五部门也发文，要求建立16岁以下留守儿童登记制度，以保障将其纳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些承诺了的措施针对性很强，若能落实到位，确实可给当地的留守儿童一个依靠。但从眼下4名儿童自杀的情形看，所谓的“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更像是当地应对危机做出的官样文章。其实，除了资金投放的效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有没有切实负起关照孩子的责任来，有没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避免孩子孤苦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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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孩子的家。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享有拥有家庭的权利”、“有权受到父母良好的照料”。可现实却恰好相反，很多人唯有一声叹息。因此,能一味指责留守儿童的父母和家人吗？责备农村家长“为了赚钱丢下老人孩子”?是否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吗？平心而论:你给农民工们争取应得的待遇了吗？你给留守儿童创造跟随父母一同进城的条件了吗？户籍、入学等等壁垒，让多少留守儿童只能望“城”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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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孩子的家。

显而易见，鼓励企业给予农民工带薪假期也好，政府投入财政资金打造农民工子弟学校也罢，虽皆是善举，但仅系治标,与治本距离甚远。中国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严重不平等的发展格局，必然造成乡村的凋零，而留守儿童问题不过是这道伤疤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条罢了。在津津乐道于一座座现代化大都市的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好好反思一下阶段，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忍心让无辜的留守儿童成为不平衡发展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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