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

　　往昔如来将入涅槃之时，将他的法道，交付嘱托给国王大臣，让他们护持流通。这都是因为僧人舍俗出家，精修梵行，既没有资财，又没有权势，纵然能够宏扬佛法，化导众生，难免受到外界的侵侮和欺凌。如果得到国王大臣的护持，僧人和寺院不被外界欺凌，佛法就能普化泽被众生。因为强暴横逆的人都消声匿迹，调柔良善的人都生起了信心来皈依投诚，佛法就能够大张教网，打捞轮回苦海中沉沦的众生。大振禅门宗风，彻见自心明月，僧众内护，王臣外护，互相配合，如来的法化，自然可以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普令一切有情，同沐佛法的恩泽。而众生又因为能够听闻到佛法，从而知道自己从无始以来，迷背本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长劫轮回于生死苦海，无法出离。既然懂得了这个道理，自然就会想要除灭苦因，得到乐果。从此反迷归悟，兢兢业业，于自心，息灭贪瞋痴之妄念；于自身，戒除杀盗淫之恶行。改恶修善，断惑证真，从近处来说，可以感得人天福报，从远处来说，可以成就菩提佛果。从此以后，严格遵守佛陀的教诲，严格修持自心，即使在暗室无人之处，也如同面对佛菩萨和护法诸天一样。每个人都心怀善念，国家的刑法就可以止息不用了。如此，辅佐治理世道，暗中可以消除隐患于灾祸变乱萌发之前；辅助政府管理，明面可以构建崇尚仁慈博爱的和谐社会。因为护持佛法有这样大的利益，所以不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历代王臣都永远遵循佛陀的嘱托，无不对佛法崇奉护持，唯恐流通传布得不够广远。上溯到东汉时期佛法流传到中国以来，历经一千八百多年，历代帝王大臣无不悉心护持佛法。到了清朝末年，佛法衰微，贤哲之人日渐稀少，平庸自私的人日渐增多，加上国家多有患难，无暇提倡宏扬佛法。僧人于是大多安于愚昧无知的现状，不努力从事清净的修持。自身的教理法网既然松弛了，外面的欺凌自然就会降临。于是一帮缺乏善根，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开始觊觎僧人和寺院的财产。这帮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就以开办学堂为借口，每每趁着改佛寺为学堂的机会，巧取豪夺，中饱私囊，这样的事缕缕发生，不一而足。到了民国初年，国家的基业刚刚建立，废寺产办学堂的风潮愈演愈烈。佛门中的同人对此现象忧心忡忡，于是建立了许多佛教会，多次恳求政府保护寺僧的财产。于是，在民国四年，政府颁布了《管理寺庙三十一种条例》，此举的用意固然是好的，但因为没有经过详细的审察，只要执法的人稍稍带有一点偏私之心，就会生出各种弊端，反而成了保护寺僧财产的大障碍。凡是佛门中在家出家的弟子，无不忧心顾虑这个后患，所以多次向政府呈上《意见书》，恳请修改《条例》。民国九年秋，程雪楼居士察觉到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又当面向大总统呈交了《意见书》，得到了大总统的应允，批示交由内务部集体商议修改《条例》。民国十年春，将原来的三十种条例改为二十四条。修改后的条例经过详细的审察斟酌，对保护寺产只有利处，没有弊端。修改好的条例仍旧呈请大总统，以宗教《条令》的形式公布施行。然而政府颁布的条令，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的，京法源寺的住持道阶法师，护教之情殷重，于是打算紧急刊印流布此《条令》，以期偏远山村、穷乡僻壤的地方，僧俗二众都能看到此《条令》，从而不再有什么疑虑。让我写个跋文，以资鼓励，我说：“如来的法道，虽然要借助国王大臣等外力的护持，但最关键的是要有真实修行的僧团和居士的内力护持，才能获得真实的效用。就好比一个城堡，外面虽然有金城汤池，坚不可破。但如果城内的主帅昏庸愚昧，既不会安抚人民，又不会统领士兵，以致士兵和百姓都成了叛党，纵然有金城汤池，也无可裨益。倘若主帅英明贤能，深得士兵和人民的心。仁政所及之处，谁不歌颂拥戴，四方边远的民众也会风闻归服。那样，所有的贼寇仇敌都变成了赤胆忠心拥护者，所有的叛臣逆子都变成了安分守纪的良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恳请各位同修，各各发起菩提心，努力修习戒定慧，以如来的无上妙法，自行化他。那样，世人都会感戴佛陀的慈恩，仰崇僧人的美德。原本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自然都会生起信心；原本就有信心的人，必然更加努力地修行佛法。世道必将逐渐仁慈，民风必将逐渐淳朴，兵戈永息，世运升平。如此，才上不辜负国家护持的善意，下不辜负自己学佛的深心。而佛陀和双亲无尽的恩德，或许也能报答千万分之一二吧！凡我同门僧众，还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