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考，品德加分的提议最终以无法考量而搁浅。反对派认为，品德的量化目前还无法制定可行的“计量”标准。如果强制推行，操作层面会聚集无数个漏洞，担心这个社会本来就摇摆的道德或许由于操控的失灵，会变得越发模糊越发飘逸甚至不道德。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对道德的高尚追求永远也不会停止。提高道德水准，推崇真善美，打造自我约束型社会，其价值远远超过制度和法规的意义和作用，这已经是社会和全民的共识。

    在潮涌澎湃的道德浪潮时代，道德家们不时在提醒我们，必须谨慎的面对道德，最好不要对道德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就算是自己还不够道德，也得梳妆打扮成有些道德的样子。我却认为，伪君子的道德多半在嘴上，巧妙地评价别人来提升自己的德行指数。说实话，诚于道德的人并不愿意拿自己的德行做转换交易，之所以诚于道德是境界使然，如此简单而已。如今（区别于古代），在道德问题上总有许多天真的说辞和举措，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让道德进一步高大尚，将这个本附着于灵魂的东西变换成皇冠加盖在头上，或转换成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比如，高考加分、提拔优先等，无疑会让道德变得庸俗化了。其实，道德是一个人根植于内心做事的态度、对人的尊重、于己的约束和善良的程度。

    道德是终生的修炼，不是一时某刻定格了的表情。哪怕是一两次的见义勇为，都很难支撑道德厚重的高尚，尤其要拒绝个人目的的标榜。我们可以溯源罪犯贪官们的成长到毁誉的起落历程，囹圄之前不乏德高望重的贤达、老实厚道的劳模，甚至砥行立名的道德模范。他们或她们，没有一个不是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品德高尚、苍松翠柏，等他们身陷囹圄的时候，个个都是道德败坏卑鄙龌龊，道德都去哪儿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需要有更多德才兼备、高山景行的模范来示范和引领，推崇和弘扬正能量也是社会所需，树立榜样设立标尺必须也必要。但我们的悲哀，是将那些有底线讲原则的棱角型人物错误地列为个性人物，甚至异化成不通人情的另类。在鱼龙混杂的职场上，我们能够包容懒惰和不作为，却看不惯个性的坚持个理性的纠错。摇摆的道德在做人与做事的问题上总纠结不断，做事先做人，边做事边做人都不行。至高无上的道德过分强调低调厚道与老实，而忘记了老实厚道之后还要能做事、能成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做不了做不好不愿做的人，往往可以通过示弱换来同情，而出头的鸟儿却被嫉妒的乱枪打死。

    道德场有很多怪现象，诚于道德功于做事的人却不说道德。然而，精于算计的人却高举道德的大旗，将别人努力的个性纳入了道德范畴。不阿谀不哈腰被他们说成是孤僻高傲，就因为说不了假话成了不保持一致的借口，他们说假话还要有人捧场喝彩。如果道德的展示需要如此表演技巧，那道德的可信度又有多高！

    德不应该只表现为观赏性指标，应该是做人做事的基础性指标，还必须表现一种责任的担当。光说不做不行，只能看不能推敲的不行，何况今天的道德场上，流行演技派做东。湖南的“好好先生”童名谦曾经是三地的市（州）委书记，是出了名的德尚“好人”，是做事先做人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他放任自己辖区的违法乱纪，为官一方贻害一地，因“好人缘”而稳坐钓鱼台。这种演技化的德行，最终竟还让他端坐在省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可悲的是，事至如今竟还有人说童名谦的落马是运气，这仅仅是社会的悲哀吗？

    德行需要合一，更多的应该“行”上有作为。离开了“行”，“德”到最后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如果脑子不装事、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价值？”这是《人民日报》近期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最近，中纪委网上调查身边的干部，七个选项中包括“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不敢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抓党风廉政建设，说得多、干得少”、“执行纪律雷声大雨点小，怕得罪人，不敢追究责任，执纪不严”。其精髓就是鼓励敢于说敢于做，我感觉“行”将成为诠释道德的金指标，好看更要好吃。

    道德要成为进步社会不懈的追求，是人生一辈子的修炼，道德不是用来标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