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8月4日，广东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布“求药帖”，称他两岁半的女儿患肾母细胞瘤，术后正在等待化疗，急需放线菌素D救命，如果找不到这种1支不到20元的药，只能用国外近6000元1支的替代药品。而寻找这种药的除了这位父亲，还有全国多家医院的医生和患者。（《长江商报》8月24日）
    廉价救命药的“药荒”，不过是无利不起早的悲怆。患者及家属一药难求，药企和医院又意兴阑珊。这个怪圈，再次印证了市场铁律：如同“谷贱伤农”一样，廉价救命药常年“挥泪大甩卖”的结果，必将是患者无药可医。一句话，价格与价值，成本与利润，只有在一个平衡点左右博弈，买卖双方才不至于太过受伤。
    2011年，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而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曾公开表示，廉价药品正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廉价药没了，它们去了哪里？答案无非是两个：一是以新药加冕的形式，投胎重生。还是原来的组方，还是熟悉的疗效，名称不同了，价格自然就有了天壤之别。二是彻底沉入药史的海底，无从捞起。剩下的，只能是如“白头宫女话玄宗”般，怀念当年平价药的物美价廉。
    这能怪企业或医院吗？药企也要吃饭、要生存，即便是公立医疗机构，也不是可以在公益的旗帜下天马行空——补偿机制、盈利模式，都是在仰望星空后要思考的现实问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廉价救命药“不断供”，是底线的保命要求，当成为医改责任、医保责任。
    这里其实是两个层面：一方面，对于常用的廉价药，该提价的要提价，该贴补的要贴补。今年，《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下发，决定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这有利于纠偏廉价药“救命不赚钱”的尴尬格局。另一方面，对于非常用的廉价药，该储备的要储备，该联动的要联动。这一领域不能靠市场调节，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类似“放线菌素D”等，可能病患不多，医院采购了会过期，药企生产动力也不足。这个时候，国家或省级统筹的配药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些年，从“鱼精蛋白”到“放线菌素D”，廉价救命药不断遭遇着“断供”的危险，而药品供应链条上，也不断上演着“一降就死”的乱象。保住国产廉价救命药，不把患者逼向国外高价替代药市场，新医改当有破局的思路与勇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毕竟，病患等不及，生命等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