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洋房”，著名侨乡乡亲、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去年在广东恩平市专设的“学霸”奖学金就一度引发争议。而今年高考，恩平又再次传言称只要高考过重本，人人都有钱奖励。恩平市教育局表示，这是一家企业在恩平制订、并在教育局审核备案的高考奖励方案，“很多华侨希望能通过教育基金奖励来留住好学生，提高家乡教育水平建设。”根据方案，该企业拿出专项资金奖励优秀考生，奖励顺序是：优先奖励“状元”，其次是“985工程”大学录取生，再是“211工程”大学录取生，最后才是“重本线”入围生。目前该企业赞助的首套“状元房”已赠给当地理科第一名考生。

    《广州日报》6月30日

重奖高考状元何必一概否定
王石川

    重奖高考状元，已是近年来高考后的一大槽点。每有状元获得不菲奖金，或较为优厚的物质奖励，总有人愤愤不平，或慨叹不该锦上添花，或认为此举助长应试教育、功利主义思维。其实，这些指责未必客观，有一叶障目之嫌。
    奖励状元或高分考生，如果不是政府所为，而是企业自愿，就没有什么可炮轰的。“我的财富我做主”，我愿意将合法收入拿出一部分奖励高分考生，这是我的自由。就像奥运年时，运动员夺冠，不少企业主纷纷奖励一样，他们的奖励是主动为之，并不占用国家财产，何需吐槽？难道只有体育冠军可接受企业奖励，高考状元就不可接受企业奖励？
    以恩平这起事件为例，奖励当地高分考生的并非当地政府，而是侨乡乡亲、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此君设立奖学金，并非哗众取宠，而是有其良苦用心：希望能通过教育基金奖励来留住好学生，提高家乡教育水平建设。而且，也不是只奖励高分考生，还支持当地教育发展，比如，今年将从基金中拿出20万元用于当地小学建设，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对这种助学壮举，即便不点赞，也不必反对或嘲笑。
    其实，民间捐资助学，奖励高分考生，在沿海一带是普遍现象。前不久，央视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以“耕读传家久”为主题，报道了浙江永嘉县芙蓉村的教育基金“红榜”，基金多由村民或商人捐助，旨在捐助考上大学的考生，越是名校获奖越多。从江浙到闽粤，类似的教育基金已遍地开花，特点有三：一是多由发达的乡贤斥资，他们情系桑梓，难忘故土，愿意为乡村的教育尽心尽力；二是出手大方，每每豪掷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元；三是效果显著，学子奋发有为，求学欲望强烈，在学业上互相攀比。
    可以说，如果多一些这样重奖高分考分的民间基金，不仅可减轻政府负担，弥补官方投资教育薄弱之处，还能兴起重学之风，助推当地走上教育富民兴乡之路。

奖励“学霸”激励更多人努力学习
普嘉

    质疑重奖高考尖子生的理由，除了对奖励资金来源感到困惑之外，还有就是对教育功利化的担忧。奖励究竟是激励还是利益，其实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晰。古时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与今天的高考状元“百万+洋房”，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物质奖励激励着年轻学子奋发读书。
    有的地方蔓延着“读书无用论”，是因为读书的回报周期太长，对很多穷人家子弟而言是“等不起”，哪怕他们通过读书获得了精神上的富有，但物质上的贫困依然会让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怀疑当年的努力是否值得。假如在那些盛行“读书无用论”的地方，站出来几个重奖“学霸”的企业家，让读书优秀者在短期内获得物质回报，当地的读书、学习风气就会大不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读书人说钱、说利益并不可耻，功利化的读书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也比不读书强太多。
     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家乡有家企业设立“红×奖”，每年重奖这个地区的高考文理科前十名。别忽视“每年”这个词，这说明已经形成了制度，激励着一届又一届的学子。每年的高校招生季，小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哪家娃娃太“成器”了，考上某某大学，还获得一笔数目不菲的“红×奖”……才上高一就能预见三年后，获得“红×奖”的机会可能会轮到自己，把获得“红×奖”的师哥师姐当做自己的学习榜样，争夺“红×奖”也成了刻苦学习的动力，就算最后没有获得“红×奖”，高考成绩也不会太差。这段经历，让我对重奖高分学子有着天然的好感。从新闻中看，恩平奖励高考状元已经不是第一年，今年的覆盖面更广，上重本线就有奖，惠及更多当地学子。
     很多人对高考状元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高考时的状元，到了社会上未必出类拔萃，他们只是读书厉害而已，将来不一定就会能为社会做出多少杰出贡献。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功利的观点，难道读书争第一就是为了将来出人头地吗？人生每个阶段都需要成功的榜样，学生时代对获得重奖的高考状元的羡慕，往往能转化成学习的动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我是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
王言虎

    同乡会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回报乡梓，对当地教育发展肯定是一件好事儿。教育的确是一个需要大把花钱的事业，而且，既然是民间基金，想怎么用当然可以由捐赠者说了算。只不过，重金奖励高考状元和高分考生，难免还是会引来质疑：将奖金直接分配给个体，固然能带来激励，但最终受益的范围实在太小。
    风物长宜放眼量，澳门恩平同乡会对家乡教育的支持方式，或有陷入短视之嫌。笔者不揣冒昧，大胆设想：如果我是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我会怎样安排这笔高达数千万的教育基金呢？
    假如我是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首先我会拿出一部分基金改善境况较差教师的福利待遇。在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系统中，教师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不可避免地需要职业尊严与体面生活，如果教师待遇太低，感受不到职业尊严，恐难以真正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之责。
    现实也的确如此。北京市教育部门以及相关高校曾做过一个调查，55.15%的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地位“不高”，70.58%表示“超负荷”工作，只有16.7%明确“不会放弃教师职业”。而且，中国3000万教师队伍中，还有30多万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待遇低、生活无保障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全国如此，恩平大概也不会例外。同乡会不妨拿出部分资金用来改善农村教师、代课教师的待遇。
    其次，如果我是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与其拿出巨额奖金奖励个体，不如在家乡建几座图书馆或科技馆。所谓“多建一座图书馆，就能少建一座监狱”，用教育基金建一座图书馆，对当地的文化氛围必能产生相当濡染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功德。
    当然，促进一地教育发展，一个同乡会基金显然不够，仅从师资水平、文化场馆等处着眼也未免捉襟见肘。这些价值层面的设想，囿于资金状况、政商关系、同乡会内部运营机制的复杂性，或也难言可行性。但可以明确的是，靠重奖高分考生，显然过于实用主义，长远效果堪忧。